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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善军:10—13世纪中国日常生活中的中华一体意识
2018年08月30日 10:0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善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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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10—13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既是民族矛盾和冲突表现突出的阶段,又是民族交往和融合的活跃阶段,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尽管民族认同的重要内容,就包括日常生活方式的认同,但以往学术界对民族间以日常生活为中心的交往和融合问题,却未给予足够的关注。事实上,10—13世纪中国各民族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与融合,不仅深刻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变迁,而且具体体现了中华一体意识的深化与发展。

  在10—13世纪辽、宋、西夏、金、元等多政权并存的政治背景下,中华大地上生活着汉、契丹、党项、女真、渤海、奚、回鹘、吐蕃及南僚诸部等众多的民族。300余年间有10余个民族的统治者建立过区域性的政权,这些政权统治的范围或大或小,统治时间或长或短,计有数十个之多。各政权之间既有和平相处,频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时期,也有相互对抗、冲突攻伐的时期。就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而言,“辽之为国,邻于梁、唐、晋、汉、周、宋。晋以恩故,始则父子一家,终则寇雠相攻;梁、唐、周隐然一敌国”(脱脱等:《辽史》卷三六《兵卫志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433页)。随着政权的更迭,疆域的变迁,大部分民族的分布地区比原来有较大规模的扩大,民族聚居的程度有所降低。同时,民族迁徙相当频繁,迁徙范围也不断扩大,分散居住、民族杂居日益明显。长期的杂居,使人们对同一民族在不同区域内的生存状况有不同认知,并形成“生”“熟”族群的区分。辽朝有“生女真”“熟女真”之别,金朝有“生塔坦”“熟塔坦”之分,宋朝则更将周边少数民族视为生、熟户加以区别。生熟族群的划分既反映出民族相互认同,也反映出民族之间的认知。“熟户”作为一个新出现的词语,具有归属于王朝和反映民族认同的双重含义。如宋人曾说:“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洪皓:《松漠纪闻》,《全宋笔记》第3编第7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17页)“熟户”既可用来界定群体,也可用来界定个人。如“原州熟户裴天下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咸平六年三月乙卯,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第1186页)。可见,“熟户”在民族认同的进程中成为一种身份认同的标识。

  物质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族际日常物质生活的交流,对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观念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0—13世纪,无论在饮食和服饰方面,还是在居住和出行方面,中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充分的交流。如饮食文化,尽管各主要民族均有较丰富的积累,并形成自己的饮食特色,但族际交流却不断加强。其中,游牧民族的饮食文化对农耕民族影响深远,主要表现在中原农耕民族传统的分餐制,逐渐为游牧民族的合餐制所取代。与饮食一样,各民族在服饰、居住、出行等方面都表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特征。即使是北宋故都开封,在金统治下也曾出现“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范成大:《揽辔录》,《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点校本,2002年,第12页)的情况。除衣食住行之外,在其他物质生活方面,也同样体现出族际文化的融合。各种器具、工艺品、金石、药物、香料等物品,不但在各政权内部的日常生活中有着比较充分的族际交流,而且在各政权间的贸易中,也占有很大比重。甚至在货币方面,少数民族政权也多使用宋朝铸币。宋人说“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三熙宁十年六月壬寅,第6929页)或有夸大,但应该还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这说明货币经济已出现了融为一体的征兆。各族人民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长期接触,相互学习,彼此交流,推动了各族生活方式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为中华民族一体意识的产生和普及提供了物质基础。

作者简介

姓名:王善军 工作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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