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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与历史书写:《元史》蒙古列女形象“汉化”问题刍论
2018年10月31日 15:40 来源:《史学集刊》 作者:肖超宇 字号
关键词:元史;守节;公主;中华书局;汉文化;汉人;蒙古妇女;元代蒙古;蒙古人;黑塔尼

内容摘要:通过考察《元史》所载蒙古节妇具体事例,并结合同时代蒙古、波斯文献以及外国人游记收录的有关蒙古妇女守节的内容,《元史》所载蒙古妇女守节与其汉文化水平并无直接关系。34)表面上看,帖木儿不花虽为蒙古人,但其有明显汉文化烙印,其举以“守节”乃“莫大之幸”来为高丽氏辩护,并最终得到了元政府的认可,这似乎隐约反映出该文作者的文化倾向,即接受汉文化的蒙古人站在道德伦理的高度反过来对蒙古传统习俗进行批判,同时也表现出直至元末。萧启庆先生《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一文从诸多方面论述了蒙古人受到汉化影响之表现,并指出:“本文虽强调过去学者低估了蒙古人所受汉文化的影响,但并不认为蒙古人真正汉化。

关键词:元史;守节;公主;中华书局;汉文化;汉人;蒙古妇女;元代蒙古;蒙古人;黑塔尼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一般认为,元代蒙古妇女守节乃是受到汉文化之深刻影响。通过考察《元史》所载蒙古节妇具体事例,并结合同时代蒙古、波斯文献以及外国人游记收录的有关蒙古妇女守节的内容,《元史》所载蒙古妇女守节与其汉文化水平并无直接关系。她们的这些行为是明朝政府出于巩固政权、推行风教等目的,以及受到理学发展之影响,而被加工、重塑后列入《元史》当中以加强文化认同。《元史》有关蒙古列女形象的书写,恰好反映出元明之际多民族交融的历史事实。

    关 键 词:蒙古节妇;《元史·列女传》;历史书写;元代;民族融合

   作者简介:肖超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合作导师为刘正寅研究员,北京 100081

  《元史·列女传》里记载了一则值得注意的材料:“脱脱尼,雍吉剌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六,夫哈剌不花卒。前妻有二子皆壮,无妇,欲以本俗制收继之,脱脱尼以死自誓。二子复百计求遂,脱脱尼恚且骂曰:‘汝禽兽行,欲妻母耶,若死何面目见汝父地下?’二子惭惧谢罪,乃析业而居。三十年以贞操闻。”①一般认为,元代蒙古社会盛行收继婚,②那么如此情况下,脱脱尼以死拒绝再嫁,并将这种收继习俗斥为“禽兽行”,岂不是有悖蒙古社会传统的“逆举”吗?为何后世史家却视之为“列女”,将她塑成道德的榜样?果真如部分学者所言,以脱脱尼为代表的蒙古妇女自发的守节行为皆是受到汉化、理学的影响,③或者另有其他原因?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试图对元代蒙古妇女贞烈事迹书写背后做一些粗浅的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元代蒙古妇女守节的行实,主要集中在《元史》里。除前引脱脱尼事外,《列女传》尚有只鲁花真(蒙古氏)、贵哥(蒙古氏)、也先忽都(蒙古钦察氏)、卜颜的斤(蒙古氏)诸人或誓不贰婚,或以身死节的记载。其中,也先忽都、卜颜的斤二人遭遇相近,皆因将面临战乱被俘,而选择殉节。史载也先忽都为大宁路达鲁花赤铁木儿不花妻,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攻破大宁,时铁木儿不花已坐事免官,而也先忽都被擒后仍称“我达鲁花赤妻也”,拒绝为敌效命遭到杀害。④然而,实际上大宁路为红巾军所破当在至正二十年(1360),《元史·顺帝本纪》载:至正二十年春正月“癸卯,大宁路陷”,⑤此前大宁路仍属元廷掌管,⑥所以该则材料时间记载有误,致使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卜颜的斤乃宗王黑闾之女,黑闾其人暂不可考,明军攻破大都时,卜颜的斤谓其夫观音奴曰:“我乃国族,且年少,必不容于人,岂惜一死以辱家国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也先忽都死后,其子与夫出城就执于敌,子乃请以身代父死,“贼爱完者姿秀,遂挈以从。久之,乃获归脱,访母尸并玉莲葬焉”,⑦玉莲是铁木儿不花妾,其与也先忽都皆见杀,也先忽都子完者后来合葬其母与父妾,可推知当时铁木儿不花并没有死。至于卜颜的斤,《列女传》记其向观音奴交待完后“遂自缢而死”,说明她也是亡于夫前。据此观之,也先忽都、卜颜的斤选择殉节,或许更多地出自她们的(族群)自尊心,而不一定与其汉化程度高低有关。

  贵哥拒嫁的事例比较特殊,《元史·列女传》载:“贵哥,蒙古氏,同知宣政院事罗五十三妻也。天历初,五十三得罪,贬海南,籍其家,诏以贵哥赐近侍卯罕。卯罕亲率车骑至其家迎之。贵哥度不能免,令婢仆以饮食延卯罕于厅事,如厩自经死。”⑧可见贵哥因其夫罗五十三遭流贬,而受到牵连。一般认为,元朝的流刑遵循“南之迁者之北,北之迁者之南”的原则,而由于元代流刑犯是终身不赦,所以法律通融规定:“妻子从流,听。”⑨但是此处贵哥却被元文宗下诏赐给近侍卯罕,说明其人身自由已遭限制。类似的有至元二十八年(1291)行台监察御史周祚因得罪桑哥,被流于憨答孙,妻子家资入官。⑩结合周祚遭流、妻子入官的经历,或可认为贵哥时已没入官籍,属于“官家财物”,因此才会被赐予他人。所不同的是,周祚平反后朝廷“复其妻子”,而贵哥眼见拒婚无望,于是选择了自杀。虽然在天历二年(1329),曾有陕西行台御史孔思迪对罪臣之妇的处理方式不满,向朝廷建议:“人伦之中,夫妇为重。比见内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断付他人,似与国朝旌表贞节之旨不侔、夫亡终制之令相反。况以失节之妇配有功之人,又与前贤所谓‘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之意不同。今后凡负国之臣,籍没奴婢财产,不必罪其妻子。当典刑者,则孥戮之,不必断付他人,庶使妇人均得守节。请著为令”,(11)但统治者似乎并未采纳这一建议。而且元文宗曾表示“流窜海岛,朕所不忍”,竟对曾以贪赃得罪、矫诏独行、私测皇帝在位时曰长短的前丞相别不花网开一面,御史原本建议“宜窜诸海岛,以杜奸萌”,但最终只是“并妻子置之集庆”。(12)相比之下,罗五十三却没能得到皇帝的宽恕,不仅身遭流贬,妻子也受到连累。贵哥身为罪臣之妇,抗旨不遵而死,从元廷的角度来看,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为其旌表节义。

作者简介

姓名:肖超宇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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