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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琳: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历史演变
2018年10月31日 12:17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刘琳 郎维伟 字号
关键词:川南苗族;汉语;使用;汉族;语言文字;苗文;调查;文化;学习;民族

内容摘要:一、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历史川南苗族使用的传统语言属川黔滇方言的次方言,川黔滇方言也称西部方言,使用区域为黔西北、川南和滇东北等地。二、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现状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现状分析是根据我们在2014年 7~8月调查的情况,调查地点为泸州市叙永、古蔺和宜宾市的兴文、筠连、珙县,除面上调查外,在以上五县随机选取了266名苗族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学历结构见表1。据当地苗族研究者2010年对11个苗寨的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当地苗族一般在生活中都使用苗语交流,如今这些村寨35岁以上的苗族还能讲苗语, 25~34岁的苗族能讲苗语的减半, 20岁以下的苗族能讲苗语的占四分之一。

关键词:川南苗族;汉语;使用;汉族;语言文字;苗文;调查;文化;学习;民族

作者简介:

  提要:在我国,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交流和文化涵化是经常发生的事,其中人口少的民族受人口多的民族影响比较常见。川南苗族虽是当地世居民族,也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但与当地汉族人口相比悬殊甚大,因此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呈现出逐渐与汉族趋同的态势。从民国时期的主动效仿、被动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自然涵化,川南苗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演变既体现了苗族的文化认同变化,更反映出苗汉民族关系和谐的主流。

  关键词:川南苗族; 语言文字; 民族交往; 文化认同; 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 H2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 2018) 04—0033—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川滇黔交界区域多民族交融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关系研究”( 16YJA850004) 、西南民族大学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建设项目( 2018XWD - B0304)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琳,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政策、思想政治教育;郎维伟,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学、民族问题。

  苗族主要分布和聚居在我国南方的广大地区,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有湘西、黔东、川黔滇三大方言。目前,四川南部泸州、宜宾两市的苗族约15万人,主要分布在叙永、古蔺、兴文、筠连和珙县,他们使用苗语川黔滇方言。苗族没有自己传统的文字,但分布在川滇黔交界区的苗族一度使用由西方传教士编制的“老苗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川黔滇苗语方言区创立了一套“新苗文”,在该区域推广,但影响比较有限。由于川南苗族与汉族广泛杂处,使用汉语言文字的情况日益频繁。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变化,既反映民族认同特征,也反映苗汉民族关系的演变。前人对此有一些记录和描述,①但对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演变及现状鲜有专门的论文涉及。笔者实地调查后结合文献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供读者参考。

  一、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历史

  川南苗族使用的传统语言属川黔滇方言的次方言,川黔滇方言也称西部方言,使用区域为黔西北、川南和滇东北等地。方言形成时间在元明时期,使用人口接近苗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海外有许多苗人操此方言。川南苗族普遍使用川黔滇方言,苗语是苗族的认同特征、日常生活交流工具,在川南苗族中广为流行。大致在民国时期,苗语使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据当时的田野调查记录,调查者在古宋②石炭窑造访罗洪顺苗端公家,“与之说苗语不答,但以汉语答语,并谓彼称正苗。后又至距68公里石樁处之苗人杨铁匠家,杨未在家,只有妇孺。与语,亦均自称不懂苗话,但用苗语询以吃什么,则以汉语答云麦粑粑,绝不肯答语也。”[1](P.115)作者还记录了另一件事,在大坝乡王乡长家,“适有一兴文簸箕峡苗老者来送信,盖匪首黄国强欲投诚也,询以苗语,笑而不答。”[1](P.101)为什么本来就是苗族却不说苗语呢?芮逸夫认为“盖此间苗人均以说苗语为耻也”。[1](P.115)

  应该说出现上述情形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从明清到民国,大量汉族移民定居包括川南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区,许多汉人士绅也在移民之列,加之中央王朝在西南推行“国家化”[2],民国沿袭其统治,各地广兴儒学、建孔庙,宣扬汉文化中的人伦与政治秩序。与此同时,川南的汉族人口远远超过当地的少数民族人口,汉族文化、汉语言文字对当地少数民族的影响已经不可避免。于是川南苗族人群中学汉语言文字、效仿汉文化渐成“时尚”,例如川南苗族普遍使用汉姓起名;有的人家还攀附汉姓编撰家谱,习称“买谱”,实为文化借用。于是就出现了芮逸夫先生所描写的情况,不过从正面理解应是仰慕汉文化,以仿效汉俗及能说汉话为荣。[1](P.XX)这种情况不止限于川南,整个西南在历史上是土司统治过的地方都有类似现象。王明珂在《〈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1943〉导读并序》中分析道:“汉人官员、士绅在道德文化上的夸耀,以及其政治、社会优势,使得许多西南非汉族群的土司及钜室家族也纷纷送子弟入学读书,仿效汉人士大夫之习性、雅好,并以能与汉人士大夫诗文往来为荣……在亲近人群的接触与互动中,许多土司所辖的百姓也开始模仿他们周边的这些‘汉人’(土司与大姓家族),说汉话,践行汉人习俗……明清以来的汉化过程,使得许多西南地区在清代及二十世纪上半叶成为一个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华夏边缘。”[1](P.XVIII-XIX)川南苗族自明清以来,尤其是进入民国后,从仅使用苗语转变为同时使用汉语。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建立在文化优势基础上,少数民族在与汉文化的接触中,逐渐学习使用汉语文并以此为荣。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不可忽略,伴随着汉族人口在川南的绝对优势,其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也明显居于优势。有了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优势,加之不同民族之间、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等制度性不平等的存在,汉苗之间呈现出了强势和弱势民族的区分,制度性不平等导致的观念上的偏见和行为上的歧视,自然也就更多地施加在苗族身上。在民族不平等的环境下,处于弱势的苗族不仅仅是“耻于说苗语”,而恰恰还包含了说苗语可能遭致歧视现象的存在。如果一个民族能得到平等的对待,当听到他人用本民族语言询问时,一般都会用熟练的本民族语言作答。在民国时期,美国学者葛维汉在川南珙县等地调查,广泛记录了当地苗族用苗语传播的民间歌谣与故事,从这一点看川南苗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现象在民国时期也不是不存在。只是受以上两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使用汉语的变化。

作者简介

姓名:刘琳 郎维伟 工作单位: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实习编辑 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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