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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台江苗族家庭语言政策调查研究
2020年04月11日 10:09 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王莲 字号
关键词:家庭语言政策;语言意识形态;语言使用;语言管理;

内容摘要:

关键词:家庭语言政策;语言意识形态;语言使用;语言管理;

作者简介:

  摘 要:现有研究对少数民族家庭语言生活与使用关注明显不足,家庭语言策与规划研究亟待开展。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半结构性访谈,对贵州台江县814位苗族居民的家庭语言政策进行抽样调查。研究结果显示:(1)普通话和苗语双语是家庭域主要使用的语言,且普通话使用量超过苗语,苗语的自然代际传递呈递减趋势;(2)家庭语言实践与父母语言态度、子女的语言习得、家庭人员结构密切联系;(3)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受到父母语言价值认知和家庭内部因素共同作用;(4)家庭语言管理的成效取决于家长的双语能力和子女坚持采用语码转换的交际行为。

  关键词:家庭语言政策; 语言意识形态; 语言使用; 语言管理;

  作者简介:王莲(1981-),女,贵州贵阳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教育语言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作为国家重要语言资源,由于使用活力总体上正在发生显著的下降[1],对其保护、保存和抢救是新时期中国语言文字工作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区别于国家语言规划或学校、社区等公共领域语言规划,家庭作为语言保持和转用的重要场域,更适宜考察隐形语言政策,也意味着在语言政策研究中容易被忽视[2]。笔者在梳理家庭语言政策文献时发现国内少数民族家庭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为数甚少,已有成果描述性研究远多于实证研究,理论知识与实证性经验都有待系统建构。

  贵州台江县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8%以上,享有“天下苗族第一县”美誉,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大部分家庭成员都是苗语、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的使用者,担负着苗族语言与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基于家庭语言政策理论,以家庭为单位,对台江县苗族家庭语言现状展开深入调查,分析了苗族家庭内部的隐形语言政策与家长语言态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儿童语言文化认同的影响。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Spolsky提出语言政策由语言实践(language practice)、语言意识形态(language ideology)和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三个要素构成。语言实践是人们在语言方面所表现的实际行动。语言意识形态指人们赋予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语言变体一定的价值和地位。语言管理可以影响语言使用者,从而使它们改变自己的语言实践或语言信仰[3],三者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独自一体,对家庭领域的语言政策研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这个政策模型指导下,Curdt-Chritiansen研究发现加拿大华裔父母的语言意识形态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密切关联,父母的教育背景、移民经历和文化性格也是影响家庭语言政策的主要因素[4]。Schwartz将家庭语言管理分为两种实现路径,一是外部社会语言环境支持,二是在家庭内部传承家族文化和培养儿童母语惯习[5]。冲突下的语言意识形态是牵引家庭语言政策变化发展的核心要素,子女的能动性对家庭语码选择和家庭语言意识形态会产生持续反作用力[6]。对此,国内也有研究证实子女并不是被动的语言接受者,父母的语言意识直接影响孩子对某一语码的掌握和使用,但会随着儿童自身的语言意识增强逐步消弱[7]。家庭语言政策往往受到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双重影响,家庭内部因素,如父母的语库、教育背景、职业及家庭成员的结构,也会在家庭语言政策中发挥关键作用。笔者认为,家庭内、外部因素与家庭语言实践、家庭语言意识形态与家庭语言管理之间并非均衡作用,而是各有侧重[8]。因此,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提出如下三个研究问题:第一,台江苗族家庭中的语言实践现状及发展变化如何?第二,家庭语言意识形态是否与家长语言价值认知、苗语能力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第三,家庭语言管理受哪些因素影响?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展开,辅以质性访谈,答题和访谈对象均为苗族家长,他们的母语均为苗语。问卷调查分三步进行,首先,基于对家庭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专家和苗族家长的访谈内容确立问卷维度与题项;其次,在30名苗族家长中进行预测,根据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对不合格题项进行了删除或修改;最后,进行问卷正测。本研究设计了“台江苗族家庭语言政策问卷”,问卷包括四个维度:家长基本信息、语言意识形态、语言实践、语言管理。调查在贵州台江县2所幼儿园和3所小学展开,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总发放问卷900份,有效问卷814份,问卷有效率为90.4%。其中母亲478人,父亲336人。按子女受教育阶段分类,幼儿园组289人,小学组527人。问卷主要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语言意识维度答案选项从完全不同意(1分)到完全同意(5分),语言管理维度答案选项从从没做过(1分)到一直都做(5分)。问卷三个子维度内部一致性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语言意识形态0.793,语言实践0.768,语言管理0.755,表明该问卷各测量部分信度均处于可接受范围。数据运用SPSS18.0进行描述性统计。为深度挖掘家长的语言态度,半结构式访谈选取了接受过问卷调查的20位家长,采用单独访谈的形式进行。所选样本中父亲和母亲所占比例基本均衡,调查对象以幼儿园和小学生家庭为主,孩子社会化程度低,家长对孩子语言教育的态度和行为较有代表性。

  二、结果与分析

  (一)家庭语言实践现状及发展变化

  在家庭环境下,家庭成员之间语言使用的状况复杂,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父母之间使用语码均存在差异,语码交替使用情况也很常见。父母对孩子使用时间最长的语码是普通话,约为46%,其次是苗语,占39%,方言为15%。约44%家长跟子女兼说苗语和普通话,其次17%家长兼说方言和普通话。孩子对父母使用时间最长的语码是普通话,约占55%,其次是汉语方言,占33%。苗语约占12%。约35%子女跟家长兼说苗语和普通话双语,其次25%子女说普通话单语。

  通过访谈了解到,子女的苗语听说技能明显低于父辈是一个普遍现象。大多数孩子对苗语的掌握处于勉强听懂但口语表达困难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双方使用苗语或汉语方言沟通,但面对孩子的时候,会用普通话替代苗语或方言,只有极少部分家长坚持对子女说苗语。国家关于“加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的语言管理措施确实促进了本地人口普通话能力的显著提高。然而,由于政策解读不全面或其他客观原因,只重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而忽视对本民族语言文字保护的“矫枉过正”现象也时有出现。在台江县,幼儿园是孩子语言变化的重要分界岭,普通话侵入式教育使孩子语言使用发生接触性演变,他们会逐渐抗拒说苗语或方言,从而打破以苗语或方言交流为主的家庭语言结构,向普通话使用靠拢。作为教学语言,普通话在小学和中学校园全面普及,名副其实成为通用语广泛应用在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中,加上当地城市化进程中受到汉文化的极大影响,孩子对普通话的价值认可和情感认同在日益增加,而对苗语表现出不感兴趣,不愿意学的态度。与此同时,父母通常会选择不干涉或顺从迁就孩子的语言选择。虽然台江县的小学校园近两年陆续开展了“苗族文化进课堂”系列活动,并取得成绩。但开设汉苗双语课程和苗文选修课程还非常艰难,校本教材编写、师资保障、经费来源也都存在匮乏短缺。

  家庭中孩子使用苗语的比率过低的另一个原因是家长对子女的普通话教育愿望降低了苗语的可供性,祖辈成为孩子学习苗语的重要媒介。调查发现当祖父母作为稳定家庭语言成员时会加大苗语在家庭内部使用比率,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与祖父母交谈均是苗语单语使用率最高,超过85%。就有被调查家长坦言一直对孩子说普通话或汉语方言,孩子的苗语是跟家里老人学会的。祖父母往往在保持本族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家庭语言或继承语言方面起到关键作用[9]。台江家庭的祖父母通常只会苗语,不会说普通话,少部分会说汉语方言,祖父母与孩子接触时间越长,苗语输入量越多,孩子习得苗语的可能性越大。孝道文化在苗族家庭伦理规范中占据核心地位,也是促进孩子习得苗语的重要原因。听不懂祖父母说苗语被认为是不尊重长辈的表现。然而,特定交际空间内的多种语言接触必然产生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之间的竞争,功能上形成区分,最终苗语被局限于有老人在场时的家庭内部交流语言,普通话成为父母在特定场合下与孩子交流或对孩子进行教育时选用的家庭教育语言。因此,苗族家庭语言使用情况既受到国家语言政策、地方语言政策和学校语言政策等外部环境影响,也与子女的语言习得、父母语言选择、家庭成员组织结构密切相关。

  (二)家庭语言意识形态

  孩子在语言社会化过程中会伴随家长的语码变化,这样的语言实践受到了家长语言意识形态的支配。笔者认为,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可具体表现为理性价值评价,如“苗语很有用”“孩子说好苗语和说好普通话一样重要”,和情感价值评价,如“苗歌好听”“苗语听上去很亲切“。调查数据显示,70%的父母认为苗语和普通话对孩子一样重要;89%的父母认为孩子有必要掌握和使用苗语;81%的父母认为应该跟孩子用苗语交谈;60%的父母认为苗语不会影响说普通话,不确定是否影响占22%。概言之,过半的父母都赞成苗语对孩子的成长跟普通话一样重要,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长为双语使用者。一方面,语言是家庭情感联结和文化身份认同的最重要的形式,家长对苗语的价值认同体现了家庭语言意识形态中的认知情感态度。一位家长说道“不会苗语,孩子回老家就没法跟亲戚交流。既然是苗族人就要会一点(苗语),不然会被别人笑话,被瞧不起”。家长表示苗语具有象征性意义,说苗语代表自己是本民族群体中的一员。对他们而言,苗语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还传递着苗族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信仰。

  另一方面,语言理性价值评价涉及语言的实用性和社会声望。Bourdieu在对资本的分类中提出个人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10]。期望孩子掌握双语的家长认为,孩子说普通话和本族语双语代表一种文化资本,可以和更广泛的人群交流,拥有更宽阔的发展前景。比如,苗语听说能力被列入当地政府某些岗位招聘条件中提高了苗语的社会资本价值。一位受访家长提到“政府基层工作岗位招聘条件其中就有会说苗语,因为下乡工作需要用苗语跟村民沟通啊,会说苗语还是很重要,所以我经常鼓励他多跟老家亲戚说苗语”。当情感价值认知与理性价值认知发生冲突时,语言情感评价通常处于弱势地位,家长们在语言选择时会更看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由于苗族没有系统的语言文字,方言苗语、次方言和土语各种语言变体词汇差别较大,同一土语也存在诸多语音变异。即使相邻的两个苗族县城也或许会出现苗语发音不同,沟通困难的情况。苗文读本的匮乏使得苗语教育只能以听说训练为主。在苗文推广度不高,在实际口语交流中语用受限的劣势下,苗语的生存空间受到汉语严重挤压。因此,家长认为苗语局限于特定的交际空间,仅能满足家庭成员之间交流需要。还有部分家长认为家乡话会阻碍普通话标准发音,在家里孩子也应该少说“土话”,多讲普通话,这也加剧了苗族家庭对苗语和汉语方言的语言偏离。

作者简介

姓名:王莲 工作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贵州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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