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存在一种泛化倾向,即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为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药铺”。对此,需要澄清一些认识。事实上,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准确理解内涵,也应抓住重点。

　　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并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的转换,传统产能接近或达到上限规模,原有的供给结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再简单地用扩大投资的办法化解供需矛盾,边际效应明显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还会使现有矛盾与问题后延,潜在风险积累。因此,让供给适应需求是关键。

　　这既不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总量刺激,也不是像以减税为主的供给学派那样简单。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结构调整中要实现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匹配,在方法论上要跳出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两分法,在具体方法上要抓好供给侧、需求侧和改革侧三个重点。

　　换个方式管理需求侧

　　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不管需求侧,而是要换个方式管理需求侧。从动力的源头追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本原层面的“源动力”是人的需求,有需求才会继之有生产活动,从而产生供给。凯恩斯认为,由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总是不足,所以政府应当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刺激总需求,同时还不得不具体处理消费、投资和出口间的关系,进而实现宏观经济增长的目标。

　　新形势下,投资、消费、出口经济增长的动力,赋予需求侧管理以结构性特征。落实到宏观调控政策安排上,就是从强调总量调节合乎逻辑地发展到通过货币、财政政策等带有结构性地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而从需求侧看,目前的需求结构正在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需求结构转换。要保持持续增长的动力,就应在需求管理的目标、方式上做出改变。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解决“三个一亿人”城镇化。通常,城市居民的消费是农村居民消费的三倍多。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必将产生庞大的消费、住房及投资需求等。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需要实施户籍改革以促进市民化率、促进人的自由流动,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化需要加大公共服务设施投入,如通信、娱乐等;需要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如能源、供水等;需要教育、文化、医疗等系列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所以说,这既是一个巨大的需求侧变化,更需要供给侧改革的积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