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传统文化理解的深入，如何增强中国传统文化自主性和感知力，建立自身独到的、从传统内部生发出来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范式，非常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综合编辑报道 中国学者究竟应以怎样的立场和方法研究中国学问？这是学界长期聚讼不已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讨论热潮主要集中于中西方思维观念和研究道路的碰撞，“以西解中”成为此后主要研究方式。世纪之交，从比较文学、古代文学到中国哲学，学界又掀起一轮关于研究范式的讨论热潮，尤以中国学术的合法性为关注焦点，论者多主张“以中解中”，建构文化自主性。随着对传统文化理解的深入，如何增强中国传统文化自主性和感知力，建立自身独到的、从传统内部生发出来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范式，非常重要。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2015年第1期设置“思想与范式”研究专栏，刊发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祥龙教授的《中国研究范式探义》、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的《寻求现代中国学术的成熟范式》、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中文系伍晓明教授的《作为范式的语言，作为语言的范式》等3篇论文，以期引发有关方法、范式和道路的研讨，推动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

　　该组论文共同反省了20世纪中国学术界盲目采纳西方某些不适宜于中国自家思想特点的研究方式，并以之为模板，在中文世界里构造出相关的现代研究范式，以便剪裁和解释中国古代材料。三位作者都希望通过这种反省找到新的研究范式，以善待中国自家文本和思想世界，有选择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模式，形成中国自己的当代研究范式。

　　张祥龙教授认为，“20世纪是西方研究方法全面覆盖中国学术的时期”，但不同意盲目地“以中解中”，理由是在对中国人而言中西已经全面交缠的世界里，任何可理解意义上的“中”已经含有“西”。但“以中解中”有重要意义，因为主流研究方式太缺少真实的“中”，关键是找到中西之间情投意合的而不是粗暴歧视的结合，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