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抑制是指当情绪被唤醒时，个体有意识地抑制自己情绪表达的行为。个人主义文化并不鼓励个体使用表达抑制，且个体也不擅长使用这种情绪调节策略。而在东亚等集体主义文化中，相对于情绪表达，情绪抑制更受鼓励。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 表达抑制与积极结果变量间存在负向关系。例如，巴特（Butler）等人研究发现， 有更多西欧价值观的美国女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较少使用表达抑制，且使用抑制频率较高的个体报告了更多的消极情绪，在社会任务中被要求抑制情绪时表现出了更低质量的互动。而这种个人主义文化中表达抑制与积极结果变量间的负向关系可能并不见于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身上。与其他文化群体相比，亚洲被试通常在情绪启发式任务中报告较少的积极和消极情绪且会更频繁使用表达抑制。莫斯（Mauss）和巴特的研究发现，认为情绪抑制更有价值的亚裔美国人会对愤怒诱发产生更良好的情绪反应，但在欧裔美国人中并未发现类似的结果。同样，在中国大学生中，情绪抑制与人际和谐间的关系是显著正相关的，而这种关系在欧裔美国人中则不显著。

　　表达抑制在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可能与文化价值观的异同有关。根据马库斯（Markus）等人关于文化与自我的理论，来自西方文化的个体（如美国文化）倾向于看重自由和开放的情绪表达。而来自东方文化的个体（如中国文化）倾向于看重情绪自我控制以及旨在追求人际和谐的情绪抑制。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这种差异反映了美国和西方文化注重个人主义/独立，而亚洲文化普遍注重集体主义/相互依存。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其主流文化思想是最大化积极情绪，最小化消极情绪。正性情绪体验通常被认为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大有裨益，表达自身的正性情绪或者是勇于追求愉悦的感受是一项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即便是消极情绪的自由表达可能会吸引对个人的关注，造成群体和谐的短暂中断，但对持有西方价值观的个体来说，这种方式可能会产生相对较少的问题。因此，他们倾向于使用情绪表达来满足其自我一致性需求，而不一定会抑制情绪来达到维持人际和谐这个目的。纵使他们使用表达抑制，其主要目的也是出于保护自己，而不是为了维持人际关系。

　　不同于个人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的主流思想是通过积极和消极情绪体验间的平衡来寻求中庸之道。人际和谐是核心的社会规范，文化的规则要求人们谦让和克制，且隐藏强烈的情绪、保持冷静被视为成功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文化中，过度表达积极情绪可能会伤害人际关系，消极情绪的自由表达也可能造成人际和谐的短暂中断。从传统亚洲价值观的角度来说，这些通常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后果。因此，个体学会了根据他人的喜好调节自己的情绪，在面对不良情绪时更可能会从人情角度出发选择理智应对，在情绪表达上更加收敛，更注意抑制情绪的表达。

　　（刘影等：《情绪表达抑制功能的文化差异》，《心理科学进展》2016年10期；凌星傲/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