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和工作先后有8年时间，其间，经常见到许多教师、同学称呼樊弘为“大教授”。樊弘教授1988年4月18日去世，几十年来，我都难以忘却这位恩师！

　　1955年7月，我从重庆巴蜀中学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是经济系最主要的课程。给我们讲课的大都是知名的、留学归国的专家学者。樊弘教授给我们讲“资本和剩余价值”。课前已知他鼎鼎大名，是著名的凯恩斯研究专家，于是就早早来到教室并坐到前排。上课铃一响，进来一位戴眼镜中等身材的50多岁的教授。没有想到，他一开口就是地道的四川话。樊弘老师有口头语，三五句后就要说“我们呐！”因为我们都讲四川话，又加上对他特别仰慕，课下我便主动前去用四川话和樊教授聊天。

　　留校后，我时常去樊弘教授家拜访，樊教授对我的工作和生活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

　　早就知道樊弘教授论文写得好、写得快，去他家聊天时，便会经常请教做学问、搞科研的心得体会。我们还经常谈论一些经济学家的治学方法。

　　1956年，国家制定了用“定息”的方式，对资本家的财产进行20年的支付赎买。经济学界掀起了讨论“定息性质”的热潮。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定息是不是剩余价值？樊弘教授写了论文《定息是剩余价值临终的形态》，发表在1957年的《经济研究》上。1959年前后，经济学界、理论界热烈讨论社会主义时期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问题。在上海还召开了大型研讨会。樊弘教授先后发表了一些论文，并参加了会议。他主张社会主义下存在商品、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和物质鼓励的作用。当时，樊弘教授的观点受到了反对和批评。从此，他就专心搞凯恩斯主义研究和批判了。

　　樊弘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凯恩斯研究专家，他写了许多评论凯恩斯的论著，我把他的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炮打响，蜚声英美学界。樊弘教授是1937年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进修的。他的英文很好，出国前已经研读了主要社会科学科目，并开始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在英国剑桥经过两年的研修，他写出了论文《评凯恩斯和马克思的资本蓄积和利息的理论》，发表在英国伦敦的经济学术杂志《经济研究评论》第七卷第一号（1939年10月出版）上。后来，由吕淑美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复旦学报》第三期上（1947年5月出版），产生很大的影响。196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还加以收录。他凭借这一文章而彪炳英美各国典籍。

　　第二阶段，科学评论凯恩斯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樊弘教授任北大政治经济学系主任，1952年9月，他到当时的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在半年多时间里，他进行了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习。同时，组织上还对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经济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批评和批判。不久，国内掀起了批判凯恩斯经济学的热潮。在此背景下，樊弘发表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批判》（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他首先批判了凯恩斯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然后对凯恩斯的价值、工资理论作了批判，重点批判了凯恩斯的就业理论，这一部分写得很精彩。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要把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这本书，翻译为这个名字。樊弘说，“The General Theory”翻译成“通论”，不能直接表现其一般理论的意思，而且，“通论”可能是把凯恩斯理论神化的因素之一，所以翻译为“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

　　第三阶段，成为马恩学派研究强人。樊弘教授毕生的一件大事，也是他最后付出艰辛做完的大事，就是完成从凯恩斯经济学到马克思经济学的彻底转变。“文革”中，樊弘教授受到很大冲击，身体不好，精神不佳，但他还挑灯夜读，笔耕不辍。有一次，我从内蒙古回北京探亲，到北大燕东园25号去看他，问他在做什么。他说在写批判凯恩斯的著作。后来，他把写好并打印的土纸本子《凯恩斯有效需求原则和就业倍数学说批判》给了我，我带回内蒙古去阅读。樊弘教授在书中首先论述了马克思的有关学说，然后全面彻底批判了凯恩斯有效需求原则和就业倍数学说。后来，这份手稿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此完成了他的心愿，也充分证明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樊弘教授不仅给我们留下大量学术著作，也给我们树立了一位优秀经济学家的形象。他苦学苦钻，掌握领先的经济科学；他很善于著书立说，论著高产；他坚持真理，从不畏惧。樊弘教授永远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