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沟通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促进了东西方贸易、宗教、歌舞、音乐、工艺美术、医药等的交流，对沿路国家、地区、民族的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西域文化呈现出自己特有的精神风貌。

　　包容开放 多元共生

　　西域地区是典型的文明交汇地，农耕、游牧与商业文明同时存在。“丝绸之路”上长期的商旅往来、出使求法，不同的生活习俗、生产方式、宗教信仰、语言，使得人们不仅不固步自封，而且能够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广泛吸收各民族的文明，西域文化由此呈现出鲜明的多元特征。

　　最能体现西域文化多元化特征的是语言。“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张籍《陇头行》），中原王朝的后代，在西域接受的是当地语言的熏陶，长大后说的是当地语言；“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王建《凉州行》）。少数民族地区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后，汉族同胞已经与少数民族完全融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在西域地区生活的人们交流顺畅，西域地区至今依然存在着被语言学者称作是“风搅雪”的语言现象（即以大风吹雪为喻，指在本民族语言中惨杂使用着诸多其他民族的语言）。

　　西域地区的民族分界模糊，人们的生活习惯“多同少异”。西域居住的汉族，“详加考究，半系山、陕、川、湖，或本省东南各府，因工商业到丹，立家世，传子孙，遂成土著。自宁府邻境移居者最多。亦有蒙、番子弟，资性聪颖，入塾读书，粗明理义，遂化为汉族也”（《丹噶尔厅志》）。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双向流动，风俗习惯上也互相借鉴吸收。这样的文化环境导致在西域地区出现了一些处于两民族间的“交叉”民族，如“土汉民”：“似即最初土族，后渐化为汉民，或汉人佃种土司之地，归其管辖者也”（《循化志》）。“丝绸之路”上的各民族以开放与包容的文化心态，广泛地沟通、交流，相互学习，吸纳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宏伟走廊。

　　自信豪迈 大气磅礴

　　“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公务往来是唐诗的重要题材之一。围绕着慰边、和蕃、出使、入幕、还朝、归乡等，唐朝诗人写下了大量的赠别、留别、边塞诗。“国使翻翻随旆旌”（耿湋《凉州词》）是出使的威仪，“西方有六国，国国愿来宾”（储光羲《送人随大夫和蕃》）是国际间的共同；“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酡酥”（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是驻边将领快乐、充实的日常生活。在西域，即使是艰苦的战争，也多轻松浪漫：“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从军行》）。送人出使时，是对功业的渴慕，“莫嗟行远地，此去答恩私”（皇甫曾《送汤中丞和蕃》），“上马带胡钩，翩翩度陇头”，“早须清黠虏，无事莫经秋”（岑参《送人赴安西》）。无论是在想象中还是现实里，西域生活都充满自信、豪迈与乐观。

　　风雪、黄沙、白草、落日是较多进入唐诗的西域物象。居西域多年的岑参说，西域是“云沙万里地”（《临洮泛舟赵仙舟自北庭罢使还京》），是“终日风与雪，连天沙复山”（《寄宇文判官》）、“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过酒泉忆杜陵别业》）。一望无际的黄沙、沙漠上跋涉的驼队、八月飞雪、三月花发，北风呼啸，“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过燕支寄杜位》）。从未到过西域的诗人们也如是想象西域，如杜牧：“威加塞外寒来早，恩入河源冻合迟。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

　　在西域，诗人们的视野极其开阔，他们所见的西域风光大气磅礴、壮阔浑成：“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岑参《日没贺延碛作》），“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岑参《过碛》），“野次依泉宿，沙中望火行”（雍陶《送于中丞使北蕃》），“塞云凝废垒，关月照惊蓬”（权德舆《送张曹长工部大夫奉使西番》），西域辽阔的景象滋养出诗人们开阔的胸襟与宏大的气魄。即便是写西域的寒冷与荒寂，其目的也不是为了乞怜或自怜，而是要在对比中凸显艰苦条件下主体的豪迈、大气及力量。

　　平等务实 互惠互利

　　盛唐流行“胡”风。唐人思想开放，能接纳其他的文化，“胡”在唐朝几乎是无处不在。除了惯见的“交往的频繁”、“心态的开放”等解释外，这其中还有西域文化自身的原因。

　　当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原因在于这种来自西北少数民族的服装衣短袖窄，行动方便，也节省衣料，更加经济。《旧唐书·舆服志》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可见唐时胡服流行。与赵武灵王时一样，胡服流行，除了便于行动外，还有礼制方面的原因：它避开了服制的僭越，胡服的流行包含着对西域平等文化精神的向往。再如饮食，唐代文献中有“杨国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饼”（《肃宗实录》）、“刘晏入朝，见卖蒸胡饼之处，买啖之”（刘禹锡《嘉话》，见《能改斋漫录》卷十五）的记载，可见胡饼流行有便于食用、便于携带的特点。出现在唐小说等中的胡商，多经验丰富、目光如炬，善于发现宝贝，同时胡商又是讲究公平交易、诚实守信、互惠互利的代名词。

　　西域文化平等、务实的精神是由“丝绸之路”本身的功能决定的。人们行走在这条路上，都有自己明确的目的，或谋求利润，或求经传法，或慰边戍边，艰苦的自然环境、漫长的旅途，顺利完成任务，达到出行的目标即是全部。因此，西域文化精神中少虚浮，多务实平等，讲求互惠互利。总之，西域文化呈现出的独特精神风貌，与汉唐“丝绸之路”的开拓、延伸、影响密不可分。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