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是以纪实影像为媒介所实现的人们“在场”对世界掌握的一种新的审美与艺术方式，并成为电影的发端。但作为一种片种，或一种新的媒介呈现与传播形式，它的成熟却是不断积累与完善的。那么，纪录片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去掌握世界，以及在这种掌握中它又是如何延伸了我们的身体呢？

　　凡此，我们认为，不论是卢米埃尔对现实瞬间的纪录，还是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大量纪实影像的生产与传播，其根性均在于现象学的诗性表达，而与此相应的是电影观照中的“物质现实的复原”与“现实的渐进线”等表述。其一贯的立场在于对真实镜像的直逼，在于我们通过这种真实镜像，“身体”从一种物性的社会牢笼中返回到（或者说“延伸”进）“生活世界”，并通过这种“身体”的返回与“延伸”，获得一种“在场”的审美解放与愉悦。这既是纪实影像的魅力之所在，也是定义纪录片的基本准则。

　　“人文”纪录：薪火相传，谋变求新

　　十年前，学者吕新雨在其题为《今天的“人文”纪录意欲何为？》中对以《徽商》《徽州》《江南》以及《复活的军团》《故宫》等为代表的系列大型纪录节目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批评。其批评的总体观点是：上述纪录节目的生产与传播逻辑仍基于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以及对西方商业纪录片的精心仿制。可以说，她的批评在今天也有一定的效力。但当《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不断上演现实的温情剧目的时候，处于巨大转型期的芸芸众生所承受的生活艰辛与压力就不得不转化到其他一些作为新闻述评、新闻调查和社会专题、专栏的节目之中，以焦点问题与热点问题的形式被广泛讨论。

　　于是，如何更好地回到历史文献，回到民俗文化乃至再次回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就又成为纪录片创作群体所致力的方向。至少从题材的拓展到艺术的创新，再到技术、技巧的展示，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这类“人文”纪录片基本做到了如“新主流电影”在“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上的统一。不仅如此，由于纪录片所要求的身体的“在场”性和影像的逼真性，它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把思想的合法性更加历史化、民族化与民俗化，把艺术的表达和商业的观赏更加故事化、情感化、视觉化与国际化，从而在共时性的当下完成对其文明与文化的薪火相传与普遍认同。这既是当今社会所要求与提倡的，更是纪录片自身谋求更大发展空间所追求的。随之，如《敦煌》《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甲午》《长城》《贝家花园》《传承》《中医》等不断涌现；也有在其他领域进行拓展的，如《贸易战争》《大国崛起》《华尔街》《公司的力量》等；也有在广大的范围里点燃地方社会的人文纪录创作的热情，如《布达拉宫》《大秦岭》《蜀道》《景德镇》《问道武当》《见证南京大屠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