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压力，与此同时遭遇的应激性事件也越来越多。著名学者杜布瓦认为，现代的个体，不太需要去应对饥寒交迫以及其他有损身体的威胁（或者危险），但是他们不得不去应对排得满满的日程表、繁忙的交通、拥挤、竞争、噪声等其他的紧张情境。在这些紧张情境中，个人有时往往不得不进行行为决策，而决策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个体的切身利益乃至集体的利益。通常，个人在应激情境中的决策往往会存在缺陷，有些决策甚至会令人抱憾终身。因此，应激情境下决策行为潜在的神经心理机制值得探讨。

　　在策略使用方面存在功能性障碍

　　在应激情境中，个体在策略使用上会呈现出功能性障碍，通常包含过早的下结论、非系统性扫描以及时间窄化。根据贾尼斯的研究，高应激水平下的个体决策往往下得过早，这意味着在所有的选项都被浏览之后并对其潜在后果进行评价之前，决策就被制定了。在一个多重选项任务中，将被试随机分配在三个不同组别，分别为可预测电击惩罚组、不可预测电击惩罚组和无惩罚组。结果发现，相对于不可预测电击惩罚组和无惩罚组而言，可预测电击惩罚组中的被试决策表现得更差，并出现更多的非系统性扫描以及过早的下结论。在另一个色子赌博（GDT）实验中，被试通过选择不同的色子组合，来获得收益和承受损失。在这个任务中，那些具有高收益的色子组合本身也具有潜在的高风险（高损失），这也就是说那些具有高潜在收益的选项本身也是劣势选项，具有较低的获胜概率（低于34%）。因此，影响决策收益的重要因素是策略使用以及对于反馈信息的加工。在此实验中，相对于控制组而言，处于应激情境下的个人更多选择那些具有潜在高风险的色子组合，并且对于反馈信息也更为忽视，遭受的损失也更多。

　　对自主反应调控不足

　　锚定—调节是双加工推理模型中最突出的模型，因为产生于自主过程的推断是经由控制过程进行调整的。锚定—调节问题是那些被试可能不知道答案但通过他们所知道的事实（锚）能够猜测出答案的问题。被试调节越多，任务表现就越好。在一项研究中，被试被随机分为应激知觉挑战组、应激知觉威胁组以及控制组。结果发现，相对于控制组而言，应激知觉挑战组和应激知觉威胁组都伴随有强烈的心血管反应。与此同时，就决策结果而言，应激知觉挑战组好于控制组和应激知觉威胁组。应激知觉威胁组的决策成绩最差。对此的解释是，个体在遭遇威胁性刺激时，会调动机体资源，包括提高心脏血液的输出量。尤其是个人将此情境知觉视为挑战的时候，其对于行为决策的益处更加明显。

　　在剑桥赌博任务（CGT）中，允许被试去选择具有固定预期价值的控制性赌注或者是随机性赌注（潜在性的收益和损失会发生改变）。在一项研究中，将被试随机分为两组，应激组被试给予注射40mg皮质醇（皮质醇是机体应激反应的指标），控制组被试给予注射同等剂量的安慰剂，随后让被试完成CGT任务。结果发现，相对于控制组被试而言，应激组被试在高潜在性收益情境和高潜在性损失情境下都更倾向于作出高风险性的决策。其解释是，皮质醇减少了个体对于惩罚行为的敏感性，增加了对于奖励行为的敏感性。在神经水平方面，CGT任务诱发了前额叶相应脑区的激活，相关的研究已经证实这些脑区受到损伤的病人在完成CGT任务时表现都不佳。因此，应激被认为会改变这些脑区的功能性活动，进而影响个体使用策略去战胜机体自主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