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社会人类学逐步从广义的人类学中分离出来。社会人类学过去主要以非西方的原始社会为研究对象，随着网络的普及，其研究领域出现延伸。围绕相关研究进展，记者采访了有关学者。

　　研究涵盖虚拟和现实领域

　　“社会人类学家过去一直倾向研究偏远、简单的原始社会。最近几十年，他们才逐渐关注复杂社会，研究其核心地区——都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张继焦表示，二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大洋洲等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在这些国家中，一大批现代都市逐渐发展起来，农民和部落人口成群地拥入城市，并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人类学家担起重任，用社会人类学知识探讨当今都市化和都市社会的各类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目前，社会人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都市社会、虚拟网络等已进入其研究视野。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唐魁玉对记者说，当前，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从单一领域向多元领域发展，涵盖了虚拟和现实领域，同时也不排除历史人类学所关注的某些现象。

　　当代社会人类学学者对发达社会也做了大量研究。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炳祥介绍说，社会人类学学者经常将研究领域扩大到现代的乡村社会和城市社区，经济开发、工业发展、文化教育、网络信息等皆被纳入研究视野，这就使社会人类学成为全面反映人类自身的一面镜子。

　　民族志研究方法逐渐丰富

　　在研究方法上，和其他人类学分支一样，民族志田野调查法也是社会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王建民认为，可以将民族志田野调查分为全面调查和专题调查两类。他介绍说，前一类民族志调查就是到一个社区去，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各方面进行全面调查。在这类民族志调查工作中，某些部分或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就可能会产生详细的关注和描述。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在某些具体问题研究层面可能不够深入和具体。随着研究的深入，要在某一问题上有更细致的调查和更深入的理论讨论时就需要聚焦。于是，就出现了专题式民族志调查的田野工作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介绍说，社会人类学研究有两条道路可循：一是聚焦法，即坐标式的定点研究。其关注某个场所或地点里的人群生活，形成的民族志是场所民族志；二是线索追溯法。它不是点上的静态观察，而是循着人或物移动的轨迹生发出来的各种现象，去实现在点之上的线和面层级的整体宏观理解，由此，而形成的便是线索民族志。

　　“线索民族志的核心是把人和物都放置到某个自然或人造环境的大背景之中，由此去追溯人的行动轨迹，形成一种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赵旭东解释说，人类学研究不再可能是单单以某个人所居住的地点为中心，而是聚焦那些更为重要的构筑起整个文明的基础性要素及其所显露出来的各种线索。通过对某一文明构成要素所流露出来的些许线索的把握，顺藤摸瓜地去做实地的线索追踪或追溯，文明的范围及实际中不加任何人为限制的边界划定才有可能清晰可见。此一民族志的核心在于线索的展示以及就这一线索所展示出来的意义的不断解读，进而切实望见这一线索与整个文明之间有机的连带关系。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基于虚拟现实空间的田野观察记录——微信民族志等新的田野调查方法诞生。唐魁玉表示，微信民族志为社会人类学开辟了另一个研究空间。对微信朋友圈中朋友之间的话语、文本的“田野作业式”关注和记录，将线下的关系拓展到线上，成为社会人类学学者介入虚拟日常生活的重要渠道。

　　更新相关知识结构

　　面对世界各地差异的逐渐缩小，社会人类学又将走向哪里？对此，赵旭东认为，中国这个文化场域是一个不错的参照。因为我们自身的文化性格总是试图在相同之中寻找差异，或者从差异中去探寻某种共同性。他认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可能需要在研究的主题、方法以及理论上重新调整。重新看待我们自身的文化，同时也要去看世界其他不同的文化，它们究竟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以此来真正适应发生在身边及生活之中的文化发展。王建民认为，对丰厚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整理和发掘，探索古代思想与当代学术的衔接对话等，是当代学者的重要工作之一。

　　“社会人类学之所以给人以只有‘调查’而没有‘研究’的印象，是由于人类学传统上研究的是简单社会（前工业社会），对复杂社会的认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张继焦认为，中国社会人类学需要更新知识结构，以提高调查和研究当代社会的能力；逐渐养成提出“研究假设”的习惯，推动社会人类学理论的创新。

    记者 明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