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人类学是利用影视对人类行为、文化等进行多角度观察研究的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随着网络时代数字技术的跨越式发展，通过新媒体、自媒体等传播形式，影视人类学不断拓展传统人类学民族志内涵，推动其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对传统民族志进行补充

　　“近年来，影视人类学拓宽了学科认知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完善学科建构。”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朱靖江介绍，当下，影视人类学学者在理论层面上，继续探讨影像民族志的核心要素与基本类型，将西方学术脉络与中国文化基底进行对照，对“影音文献”的创制和发展进行理论建构，力图为文化传承提供新的学术借鉴。同时，相关学者也在积极引入新的学术思想，构建影视人类学的宏观理论体系。部分学者还在动画式民族志电影、虚构式民族志电影等新领域展开探索。在实践领域，节日影像志、史诗影像志等以影视人类学为理论引导的影像志研究，其学术价值也日益得到彰显。

　　2017年4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人类学研究室副主任吴乔参加了第十五届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电影节，通过观察，他总结了当今国际影视人类学领域的总体发展趋势：一是题材丰富；二是类型多样。“今天的人类学影片在题材范围上大为拓展，既有对传统文化的解读，也有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在影视类型上也超出了传统民族志纪录片，甚至超越了纪录片的范畴。多主题、多视角、多种表述形式让影视人类学研究更趋多元，也与社会发展状况相称。”吴乔说。

　　伴随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影视人类学在研究范畴、记录方法和技术设备等方面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相比过去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撰写民族志等形式的研究，影视人类学利用纪录片的形式对传统民族志进行了补充，丰富了还原和记录民族文化的手段。在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岑学贵看来，新媒体语境下，影视人类学研究更为深刻与全面。早期由于受到设备、技术与精力等因素限制，影视人类学研究往往是“具体而微”的，由此，视野难免略显狭小。如今，现代化设备轻巧灵便，可满足多方面的需求，为全面深刻研究提供了可能。除此之外，研究平台与途径更为多元。除传统的“身临其境”拍摄研究方式之外，有的研究任务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完成。

　　提供新技术与新视角

　　“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主的新媒体技术为民族志影像的创制和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朱靖江说，与传统的二维电影相比，虚拟现实技术能够更为完整地记录文化场景，使研究者全景浸入式地感受某种文化情境。虚拟现实技术具有的交互式媒介特征也能够增加民族志影像的文化厚度，可以对某一主题进行深入调研。虚拟现实技术的虚拟在场还可以让人类学家在同一情境中共同观察和讨论学术主题，使得田野分享成为可能。

　　“新媒体技术为影视人类学发展提供了许多帮助，不仅提供了新的技术与新的视角，而且可以搭建‘互联网+影视人类学’的平台。尤其是电视台相关人员的加入，使音像采集更趋于专业化，采集的触角更广、更深。”岑学贵谈到。

　　吴乔与记者分享了其拍摄《花腰傣三部曲》等影视人类学作品的经验。他表示，影视人类学影片与过去以文本为主的人类学研究成果相比，因为有一些明显的优势而受到公众的欢迎。首先，它非常直观地传递着人类情感和价值判断；其次，它传递的信息具有“全息性”，不仅可以传达主人公在做什么，更能呈现主人公当时的情绪、所处的环境和氛围等；最后，影视人类学影片还可以通过长期跟踪拍摄，或浓缩时间的跨度，形成文化张力。

　　获得更丰富的文化细节

　　人类学研究的核心精神是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对社会生活进行细致观察与深度描述，提供有关人类文化的新知。影视人类学亦是如此。朱靖江认为，新媒体提供的是更具文化表达力的影像工具，借助这些新手段，获得和分享更为丰富的文化细节，增进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同时为后世子孙留存一笔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影像遗产与文化财富。

　　在吴乔看来，影视人类学记录要遵循四个原则。第一，要有问题意识或“研究意识”。围绕一个社会或文化问题展开影视人类学研究，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第二，应当有“解释性结构”，不仅描述现象，更要将现象发生的每个环节的文化含义解释清楚。第三，坚守调研的深度和素材的真实性，同时尽可能做到影片具有可观赏性。第四，遵循学术伦理和道德，绝对不能伤害被拍摄对象，要保护被拍摄对象的隐私，拍好的影片还应当与被拍摄对象分享。

    记者 段丹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