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扎哈维（Dan Zahavi）1967年出生于安徒生的故乡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少年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2岁时因阅读杜兰特所撰《哲学的故事》，为其中的柏拉图形象所深深震撼并自此产生了以哲学为志业的信念。他的博士论文回应了长期以来针对胡塞尔的唯我论指责，并且自其博士论文开始，主体性及其相关问题成为了扎哈维哲学工作的主轴与重心。这一方面是基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洞见与研究方法——也即一项科学的、彻底的哲学研究必须在纯粹主体性中获得明见性的奠基，并在对纯粹意识的分析中获得意义有效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主体性之明见性基础之上，可进一步分析更为广大的课题领域，如意识与自身意识的关系，反思性意识与前反思意识的关系，乃至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同情意向性与集体意向性等复杂的社会意向性。在笔者看来，基于现象学还原的精神，扎哈维以一种弱的超越论立场，既推进着经典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也在整合现象学传统并在与分析哲学的对话中展现出了独特的哲学价值。其代表性成果即是其教职论文《自身觉知与他异性》以及与肖恩·盖拉格合作撰写的《现象学的心智》。

　　在《自身觉知与他异性》中，扎哈维回应了海德堡学派（以图根哈特与弗兰克为代表）关于胡塞尔反思模型的批评，认为他们既简化了意识行为本身的复杂性，也低估了胡塞尔反思模型的方法论意义。扎哈维认为，意识流本质上具有一种前反思的自身意识，而反思性意识不是对前反思意识的异化，而是以课题化的方式对之浓缩、阐明与勾画。扎哈维认为这是比课题化、理论化的反思性意识更为初始、更为根本的意识形式，也即我们在进行反思之前就已经对自己的意识生活具有了伴随性的觉知，这是意识之为意识的一个结构性要素。在此基础上，扎哈维对现象学中的内时间意识、具身性意识、自身触发、自身显现等经典议题做了新的解释。与其博士论文一样，此书虽然总体上是基于胡塞尔现象学，但它对梅洛·庞蒂、萨特、亨利、列维纳斯等法国现象学家也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涉猎，而且将其问题意识置于更为一般的哲学视野之下，对肖梅克等分析哲学家的自身意识理论亦做了辨析和批判。这部著作不仅提出了现象学的自身意识理论，而且为一系列重要的现象学课题提出了新视角和议题。

　　在《现象学的心智》中，扎哈维与盖拉格推进了这种跨学科、跨传统的研究径路，并在方法论上采取了一种开放的、多元主义的姿态，以便建设性地讨论现象学、心智哲学乃至认知科学中相交叉的议题，如第一人称视角与现象意识、身体与具身性认知、同情与社会认知等等。现象学在与分析哲学、认知科学的对话中更新了问题视域，而后者则从前者获得了不同的理论立场与分析路径。

　　以他人认知为例，扎哈维与盖拉格认为，分析哲学的方案更强调认知、计算、推理等理性思维的主导作用，但却有意无意忽视了感知在认知中所担任的构造性角色；恰在后一个议题上，现象学恢复了感知在他人认知中应有的地位：他人认知首先是对他人之表达行为的直接感知，而不再将他人当作外在行为与内在心灵的二元论组合。这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分析哲学方案，而是强调社会认知的多维性与复杂性；相应地，我们需要对他人认知进行更为精细的划分，对其中涉及的不同认知任务提供相应的理论模型。

　　在笔者看来，现象学传统内部诚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乃至相互批判，但如果为了凸显一方而贬低另一方，则在哲学上是毫无价值的。虽然扎哈维一度将自己归为胡塞尔主义者，但他发现这样做无助于推动现象学的整体事业。因而，他采用了更为兼容并蓄的立场，以问题为导向，以清晰的论证重构现象学最具价值的洞见，并将这一态度延伸到了他对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一厢情愿地坚持两种哲学传统之间的差异性并强调各自的一致性无疑是武断且无益的，而当我们具体地参与到双方的实际讨论中，就会发现许多有趣乃至意想不到的汇合点。在面向“实事”、面向问题这一哲学精神之中，扎哈维不仅有力地向分析哲学家推介了现象学的方案，而且在与分析哲学家的论证过程中为现象学的基本立场进行辩护。如在“内在论”与“外在论”争论中坚持胡塞尔的方案，在最近的社会认知研究中提议直接感知主义，等等。这些工作不仅整合了过往现象学家的基础工作，也为当今哲学研究贡献了现象学的思想资源。

　　胡塞尔认为，现象学是一项工作哲学，需要众多的研究者围绕基本的现象学方法对不同的课题展开持续、科学的研究。扎哈维继承了这一思想：在这种开放的跨学科研究中，重要的是要找到“正确的平衡”，以便让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哲学与经验科学在彼此的合作中既不失各自的独立性，又能推进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这鲜明地展现在扎哈维的一系列著述之中，包括已有中译本的《胡塞尔现象学》和《主体性与自身性》，以及最新出版的《自身与他者》。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