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中国传统的“公私”之辨的衍化大体上经历了先秦、宋明、明清之际三个重要阶段；理论地看，这三个阶段的“公私”之辨表现出不同的问题关切和理论视域。

　　先秦时期的“公私”之辨主要聚焦在政治领域，突出地表现为要求为政主体崇尚公平公正。先秦诸子大都通过以天道论人道的方式对此加以说明。孔子率先提出了“三无私”观点来说明天道无私，即“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在他看来，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能够效法天道，为政公正无私。与此相关的是孔子“天下为公”的理念，它的基本内涵否弃了天下为某家某姓的观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天下为公”潜在地要求敞开政治领域，使得下层人民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晋升朝廷，以达致公正公平。墨子虽然反对儒家的天命观念和繁文缛节，但在政治领域应该公正无私方面却与儒家高度一致。墨子明确提出“尚贤”的观念，主政者应该选拔那些有才能的人，黜免那些无能的人，举荐那些公义方廉的人而避开私人恩怨不谈。儒家特别强调培养君主或为政者的个人德性，要求君主或为政者克制自己私情和偏好对行政的影响。然而，法家并不认同儒家的做法，主张“以法治国”。这首先要求君主或为政者通过“任法”而去除自身的私情偏好，这是为政者用法以自治；其次是君主或为政者以法治天下而禁奸邪，并最终达到废私立公、富国强兵的目的。

　　宋明理学的“公私”之辨经常与“义利”、“理欲”关联在一起。宋明理学的“公私义利”之辨主要有两层内涵。在朱熹那里，天理为公，人欲为私。然而，天理和人欲虽是对立之两面却不是对立之两体，它们是一体两面：正确的、应当的就是天理，就是公；错误的、不正当的就是人欲，就是私。可见，“理欲”之辨不是要否定人的欲望和利欲追求，而是通过“理”来规范人们对“欲”的追求。这也表明，朱熹的“理欲”之辨并非如某些宗教那样的禁欲主义。如果说上述看法首先关乎理义对利欲的规范，那么，其第二层内涵则更进一步，关乎人们在遵守理义规范时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理学家认为我们在利欲活动中应当遵守天理所代表的普遍规范，但是他们又强调“着意循理便是私”，反对主体自私用智。同理，理学家认为我们在利欲活动中应当遵守道义所代表的普遍规范，但是他们又说“有意为公亦是私”。由是亦可见，宋儒所谓“公私义利”已然超出了一般的道德评价，而更类似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概言之，宋明理学所谓的公私之辨多局限于道德主体一己之内而展开，这种意义上的“公私”之辨，主要讨论的问题是主体的利欲行为及其意向活动是否符合理义的原则与规范，以及在此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

　　明清之际，儒者从个体权利及其与天下人权利之关系的角度，借助原始儒家的思想，对公私关系进行了重构。黄宗羲对传统君主制的弊病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批判，揭露了两千年来君主制“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本质。为了把“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理念付诸实践，黄宗羲进而提出了“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的民主观念。就公私关系而言，顾炎武进一步更为简练地提出了“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观点，在此理解中，“公”、“私”不再是对立的，“公”由无数的“私”合成。王夫之把同样的观点表达为“天下之公欲即理也，人人之独得即公也”的命题，提出了与理学家“公理”概念相仿的“公欲”概念，认为人人皆有的欲望就是天理。明清之际儒家所谓的“私”在价值上不再是被贬弃的偏私奸邪，而主要是个体及其利欲和权利。在他们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公”乃是由无数个体及其利欲和权利构成，“公”与其说是对“私”的压抑或否定，毋宁说其本质就在于个体利欲和权利的普遍实现。

　　儒家“公私”之辨的历史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以贯之”的基本理念，这就是“合私成公”、“藏富于民”。在某种程度上，这与现代“共同富裕”理念也是高度一致的。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