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处于网络化时代的中国，不仅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因“网络化”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之间的社会信任也因“网络化”而呈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社会信任主体与客体的身份愈益多重而复杂；社会信任的内容、情境和范围极大扩展；新的社会信任模式与结构正在形成。网络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信任发展趋势，已经或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秩序基础。

　　关键词：网络化 网络社会 通信协议 网络社会信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及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普遍应用，中国“网络化”进程快速发展。网络化已开始或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和权力结构。缺场交往已经迅速扩展，网民队伍快速扩大，网络交往活动空前活跃；来自基层社会以社会认同构成的信息权力，成为最有活力、最有影响、最广泛的新型权力。信息权力的地位凸显、作用放大、横向传递及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对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权力，既是挑战也是机遇①。

　　“网络化”在中国深入发展，表明中国开始形成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作为一种高级、新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它的迅猛发展，促使中国农业生产、工业生产日趋“网络化”，甚至也促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人们的社会信任关系“网络化”，中国社会信任因“网络化”而呈现新的发展趋势：社会信任主体与客体的身份愈益多重而复杂；社会信任的内容、情境和范围极大扩展；新的社会信任模式与结构正在形成。

　　一、社会信任主体和客体的身份愈益多重而复杂

　　在中国的“前网络社会”，社会交往的主体和客体的身份一般都是确定的，即生活在一定社会制度之内、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属于某一社会群体或“社会圈子”的“社会人”(social man)。传统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具体的亲情关系(包括血缘、地缘关系，亲戚、朋友关系等)为基础，并且社会流动性小，人们基本上生活在一个熟人的圈子里。现代社会的特点是社会流动性大，人们基本上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的世界里。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于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中“熟人”和“生人”或“陌生人”概念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经常与之打交道的人大多是“熟人”，他们一般是指“曾经见过但不是相知甚多的人”和“相见而相知甚多的人”，而在现代社会人们会花大量时间与陌生人打交道，那些陌生人是他们从未见过或知之甚少的人②。由此可见，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熟人”和“生人”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熟人”和“生人”有着明确的界限的话，那么在网络社会中这种“熟人”和“生人”的界限模糊了，社会交往主体和客体的身份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由作为“社会人”的“熟人”和“生人”转变为“社会人”和“网络人”(cyber－people)。也就是说，在网络社会中，社会交往主体和客体的身份，由“社会人”和“网络人”取代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具有“社会人”身份的“熟人”和“生人”③。

　　在网络社会中，人们经常穿梭于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之中，不断转换“社会人”或“网络人”的身份进行交往。也就是说，人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既可以作为一个“社会人”，也可以作为一个“网络人”来与其他的“社会人”或“网络人”进行交往。因此，在网络社会中，在某一次交往活动中，交往的一方对另一方的身份不一定限于“前网络社会”中的“社会人”(“熟人”或“生人”)对“社会人”，也有可能出现“社会人”对“网络人”，“网络人”对“社会人”，或者“网络人”对“网络人”。“社会人”都是“实名的”(骗子除外)，而“网络人”都是“匿名的”(如果两个交往者只是将“虚拟网络”作为一种交流的手段、工具或平台，那么他们完全可以进行实名交流)。在笔者看来，“实名”是“社会人”的本质特征，“匿名”是“网络人”的本质特征。“实名”的“网络人”就不是真正的“网络人”，换句话说，如果“网络人”都用“实名”，那么他们就转变为“社会人”，“虚拟社会”也就转变为现实社会，“虚拟社会”也就不是一个单独的社会空间，而成为“社会人”交往、交流的手段、工具或平台。2012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规定实行网络身份的后台实名制管理制度，要求网络用户在“后台”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同时允许他们在“前台”发布信息时可以使用其他名称，即可以“匿名”。因此，即使正式实施网络实名制，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网络人”的“匿名”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