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市场改革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单位制的解体，住房的商品化，劳动力市场的构建以及土地城市化等多重机制的复杂作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基础不复存在了。社区作为组成社会的基础，在空间结构、利益关系和治理架构等方面逐渐出现了一种碎片化的状态。由于难以形成共识，缺乏整合不同利益群体诉求的体制机制，碎片化的社区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由于缺乏普惠能力，传统的强化管控的管理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城市社会深层结构的转变。鉴于此，本文认为，只有在政策导向上回归社区本位，创新社区治理体制，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才能实现社会的深度整合。

　　关键词：碎片化；社区；城市社会治理；社会结构

　　作者简介：李强，葛天任，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084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葛天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的成果。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常被视为一种“总体性社会”，国家对资源实施全面配置，对政治经济进行全面干预，①在城市建立了“单位型”组织，在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这种总体性的社会管理模式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的社会支持。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国家直接干预减弱，资源配置机制多元化，社会异质性增加，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②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总体性的社会组织模式和管理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人口集聚在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大，城市社会群体高度分化，城市空间也出现分异，这些都给城市社会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③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城市社会的治理呢?理论上，城市社会的治理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强调政府主导，即通过建立强大的多层级的政府管理体系，强化政府及其下属组织的管理和控制，以防止社会失控；另一种是通过多方社会力量的参与，以达到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互相平衡。这两种方式都是在对社会本身的发展变迁的分析基础之上提出来的。④那么城市社会本身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呢?这就需要我们深入考察城市社会和城市社区的很多细节，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创新城市社会治理的方式与方向。

　　一、碎片化：城市社会的深层结构变迁

　　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国家适时提出“社区建设”，并把“社区制”作为国家政策在全国城市推行。早在1991年，国家提出政府减少干预，居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步实现社区自治。⑤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家日益强调社会管理，在实际上却造成了一种强化政府主导和管控基层社会的趋势。例如，通过“议行分设”的制度设计在社区居委会之外建立了社区工作站，社区居委会的行政职能逐步分化出来。⑥⑦⑧⑨近期，Y市政府又进一步推出“网格化”管理的思路，在社区居委会之下设立“格长”以进一步加强政府对城市社区的管控。这样，政府就逐步构建了“两级政府、三级机构、四级网络”的“网络化”或“网格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从本质上看，此种管理方式是向传统总体性社会管理模式的某种程度上的复归。那么，这种强化政府主导和管理的模式是否真的有效，真的起作用呢?

　　在实际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这种看似功能强大、职责明确、层级清楚的城市管理结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的是社区深层结构的碎片化。在笔者所调查的几个典型的社区中，都普遍地存在着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显著的片区，这些片区作为社区管理者在统计和管理方面的重要的分区依据，已经成为一种管理实践的对象。这些片区内部的社会群体在住房、收入、教育、职业等方面都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同时，基于共同的住房特征和共同的生活联系，这些片区形成了一种“居住共同体”以应对城市生活的各种社会压力。由于难以形成共识，更难以形成社区的认同感，社区的碎片化极大地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加之，参与实际社区事务决策和管理的机构多元并立，这些机构虽然采取一种合作主义的方式来进行管理，但很大程度上却导致了事权不一，降低了社区管理的效率。实际上，我们发现，城市社区存在着两层结构：一是表层结构，即以国家权力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治理体系或架构；二是深层结构，即以居住特征为核心形成的碎片化社区。表面上看，国家可以进行有效治理，而实际上国家权力却很难真正整合碎片化的社区，也就达不到有效治理的目的。

　　为了更好地描述和分析上述现象，本文根据实际调查中所形成的认识提出了“社区的碎片化”这一概念。之所以使用“碎片化”来描述当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结构状态，一是考虑城市社会研究的理论传统中，历来就有关于碎片化的观点；二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城市社区的碎片化特征更为明显，机制更为复杂；三是考虑与我国市场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结构相对应，碎片化结构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那么，究竟“社区的碎片化”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怎样理解社区的碎片化呢?这种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复归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行不通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选取了Y市的4个有代表性的社区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来进行实证研究。这些社区在地理位置上互为邻居，共有9006户约27000名户籍人口，而在社区内居住的外来人口估计有约4到5万人。调查点涵盖了商品房小区、传统城市社区、改制后的单位社区、农转居后的城市社区、城中村等不同类型的社区。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13年对Y市的这4个社区的问卷调查，调查采取配额抽样，由于一些社区、小区很难进入，因此抽样操作并不十分严格，共完成有效样本659个，其中社区X：142个，社区L：110个，社区M：128个，社区Z：279个。

　　二、怎样理解社区的碎片化?

　　1.社区碎片化的三个特征

　　“碎片化”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已有论述，按照芝加哥学派的观点，现代城市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异质性”，异质性的个人或者群体在结合成社区的过程中按照“市场”的逻辑组织起来就形成了分化的社区。城市社会学家们常用“碎片化”这一概念来描述这些分化的社区。所谓的社区自治及民主的运作，更加剧了种族隔离和贫富分化，以及地方政府管理的碎片化。⑩也有很多学者提出过“分割城市”、碎片城市等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所提出的社区碎片化，是指在社区层面，包括内部和外部，由于资源分配机制的差异而分化成许多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或共同体，他们的空间特征明显，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难以整合。本文认为，中国城市社区的碎片化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空间结构的碎片化。所谓社会空间(social space)，是指受到社会因素影响的物质空间，这个概念比较复杂，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物质空间、地理空间的性质，但又大大超出了单纯的物质空间、地理空间的含义，表现为特定的社会关系。(11)在中国城市，居住空间是阶层化的重要因素之一，(12)空间反过来也影响社会关系，在资本化过程中参与社会关系的重构。(13)我们看到，中国城市的居住形态十分丰富，不仅形成了多种住房地位群体，(14)社区类型也千差万别，如果按产权和空间分类就有9种之多，(15)在社区内部也形成了分化较大的片区或“居住共同体”。由于权利主体不同，不同类型的社区、片区所面临的问题、公共事务的处理以及治理的机制也不尽相同。

　　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利益结构的碎片化。由于户籍、身份、地域、阶层、体制的差异，社会群体的利益碎片化了。(16)单就本地户籍来说，就可以分成很多种类，如“A、B、C户籍”。居民在户籍地位方面表现出了较大差异，构成了分化的利益群体。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新体制，很多正式单位、非正式单位，各种形式的企业、公司、个体户，这些也都带来了利益分配的碎片化。再以失业人口为例，就有下岗、买断、离岗、内退等诸多情况，连失业者的利益也都碎片化了。(17)在社区层面，除了阶层、身份、地位之间的差异，还有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分配机制差异，催生了碎片化的利益群体。

　　第三个重要特征是权力结构的碎片化。政治学者们常用“碎片化”来描述中国政府部门架构的复杂特征，(18)众多的分支机构和职能交叉，在维持政治制衡的同时也带来了行政绩效的降低。虽然国家权力试图渗透到基层社会，但是社区的治理结构实际上是碎片化的。例如，作为自治组织的居委会除了本身的“行政化困境”(19)之外，并非是唯一的社区治理实体，而是与街道下派的其他机构，或者市场、社会组织等“共治”，形成了“复合治理架构”，(20)或者多元化的治理架构。(21)在笔者所研究的Y市X社区，一般有5至6重机构来协同处理公共事务，即社区党支部、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常兼任居委会主任)、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或房地产开发公司，以及社区警务站等等。在一些“城中村”社区，还存在着“一地两府”的现象，既有村委会又有居委会，形成了比较复杂的“共治”格局。在社区内部，有些单位、单位家属住宅、企业职工宿舍等片区，由于单位或企业的组织能力较强，单位制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些片区独立性很强，街道、居委会也往往采取“分片管理”的方式。总之，在社区管理上，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治理主体，往往导致社区治理上的权责不一，社区治理效率相对下降。

　　不论在社区外部还是社区内部，社区的碎片化表现为社会空间结构、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的碎片化。社区的碎片化使得社区的经济社会特征模糊了，甚至连住房特征或者阶层特征都表现得十分模糊。本文认为，对社区碎片化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有助于我们发现很多基层的社会问题。

　　2.内部碎片化与外部碎片化

　　在欧美国家，城市社区的形成主要是依据市场原则，社区内部大体奉行自治，因而同一社区内部差别不大，不同社区之间则差异较大，更多的是一种社区外部的碎片化。这一点与本研究的发现很不相同。相比而言，中国城市社区的内部也出现了“碎片化”，而不仅仅是社区外部的碎片化。

　　以Y市这4个社区为例，这些社区地理位置相邻，社区内部都可以划分为多个片区，无论是从住房特征来看，还是从社会经济地位来看，均种类丰富、构成多元。其中，X社区和L社区是新建商品房社区，X社区总体上要比L社区在房产价格上高很多，居住人群多为社会的中上层，其中X社区可以分成3个片区，L社区可以分成4个片区，这些片区之间不仅空间有区隔，而且社会经济地位差别也比较大，整体来看社会分化程度也较高。比如，X社区不仅有豪华住宅，而且也有高档商品房小区，其基尼系数为0.4354，虽然收入差距过大，但仍低于L社区。L社区则既包括中高档的商品房片区，而且也包括类似城中村的老城市社区，居住类型差别很大。M社区是原国企改制后形成的社区，仍有大量老厂的职工生活在其中，它分成3个片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化较大，既有大学教授，技术人员，又有下岗职工，还有外来务工人员，基尼系数为0.46022。Z社区是原农村生产大队实行农转居后形成的社区，一般分成6个片区，不同片区之间差异极大，而且地理位置也相隔较远，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化较大，其基尼系数为0.30874，但远远小于其他3个社区。

　　就我们所调查的案例而论，中国的城市社区的碎片化，很可能是内外双重的碎片化，即不仅不同社区之间碎片化了，而且社区内部也碎片化了。总体上来看，城市基层社会的社区结构是碎片化的。

　　3.社会个体化与社区碎片化

　　关于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论述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焦点，本文所提出的“碎片化”概念与“个体化”概念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个体化理论”所探讨的对象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的个体化，则着重于强调个体脱嵌于社会，个体的权利意识觉醒，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再过度依赖于社会。(22)总之，社会的“个体化”现象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和趋势。相比较而言，碎片化与个体化并不矛盾，二者都强调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化，个体脱嵌于社会，但不同的是“碎片化”这一概念则更加注重“空间”对个体的社会关系的再塑造。我们看到，尽管存在着社区内部的分割，不管是空间的还是社会的，这种分割并没有完全阻碍个体社会关系的重构。

　　中国社会仍然处于转型过程中。在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传统“单位制”的某些要素仍然存在，即便一些改革后的城市单位社区，仍然居住着大量的下岗、退休职工，这些职工相互之间仍然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可以说形成了很多“居住共同体”，例如，在M社区，这里有800多名老党员，有20多个党支部，生活着4000多名老职工，而且社区居委会肩负起了很多原来企业的职能。其次，人们往往依托居住空间，重新构筑邻里关系和社会关系，在面临重大外部压力的时候选择一致性的行动，不少社区维权运动的案例都说明了这一点。(23)最后，因居住而形成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交换，让“脱嵌”的个体重新建构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比如，在Z社区的平房片区，租住在这里的外来务工群体规模较大，估计有3万多人，是本地居民的十多倍，这里自发形成了不少社区组织，如打工子弟学校、社区图书馆等，甚至有20多个家庭教会和1个社区教会。

　　个体化往往发生于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本研究发现，在居住空间方面，个体化也悄然发生。尽管社会总体上日益个体化，但是基于居住而形成的共同体也仍然存在。总之，社区的碎片化观点凸显了社会空间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