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晔琴，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梁翠玲，华东师范大学　人口研究所，上海　200062 赵晔琴(1979—)，女，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社会学系、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发展联合研究中心副教授；梁翠玲(1970—)，女，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讲师。

　　【内容提要】以住房消费为基本视角，通过对2010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CGSS 2010)的数据分析，描述和分析农民工的住房消费现状，探讨住房消费这一变量纳入阶层身份认同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阐述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地位与住房消费之间的相关性。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与阶层认同之间存在正相关，即住房产权归属、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居住支出的比例越大，其阶层地位的认同越高，其中，人均居住支出与阶层认同的关联性最密切。

　　【关 键 词】住房消费；阶层认同；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4)02－0023－10

　　顺应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目标，农民工市民化成为今后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路径之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进城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6亿，他们的居住仍以雇主或单位提供住宿为主，且呈现出合租住房比重上升、自购房比重下降的趋势(国家统计局，2013)。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绝不是简单的空间地理意义上的位移，更多的是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包括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的转型与变迁，其中，住房消费是农民工城市消费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其阶层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在既有的农民工住房研究中，从消费视角切入，将阶层、认同与住房消费关联起来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利用2010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CGSS 2010)，对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与阶层认同进行分析，探讨以认同概念搭建住房消费与阶层身份之间关系的可能性。

　　1　住房、阶层与认同：理论溯源与研究假设

　　1.1　居住与社会分层

　　西方学术界关于居住和阶层的研究总体上可归纳为三种逻辑：(1)空间决定论。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在对英国曼彻斯特社会居住空间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居住空间与阶层的对应关系。随后，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将空间的社会属性进一步扩大，他们甚至将城市社会中的一切问题或现象都看成是城市空间所决定的。而真正将“住房”作为阶层研究变量的是新韦伯主义。1960年代，雷克斯和穆尔通过对英国工业城市伯明翰一个内城区斯巴布鲁克的住房与种族关系的经验研究，提出了“住房阶级”(housing class)理论，为城市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Rex, J. & Moore, R., 1967)。桑德斯将住房阶级的讨论深入一步，认为现代社会中观察一个人的住房情况比留意他的工作更重要，可以按照人们的住房状况划分为不同的阶级(Saunders, 1984)。(2)人居匹配说。这一派的学者主张以阶层为自变量决定空间优劣，认为人居匹配既可以获得社会同一阶层的相互认同，又可保持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但是由此而形成的居住分异和社会区隔也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3)住房的地位获得观。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居住空间与社会地位可以互相印证，这就促使个体寻求跨越阶层，追逐更大、更多住房的动力；而对政府则从消减社会阶层差异、缓冲阶层冲突的角度提供更多的住房福利政策。这三种逻辑的共同点是将居住艰难与社会阶层做切割，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居住这一生活方式与社会阶层的划分、演进及结构化之间的深度关联(闵学勤，2012)。

　　在我国，住房差异也一直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居民阶层差异的一个主要方面(Szelényi Ivan, 1983; Bian, Yanjie etc., 1997；刘精明，李路路，2005)。在国家再分配体制下，住房主要被视为一项福利，是通过工作单位进行分配的(Whyte, Martin King & William L. Parish, Jr., 1984)。住房不平等仅存在于占人口大部分的一般群众和少数的“再分配精英”之间(Szelényi Ivan, 1978)：分配给前者的住房面积相当小，仅能满足必要的生活需要；而后者在住房面积和质量上享有特权。这一概括适用于改革前的中国城市住房分配逻辑(Howe, Christopher, 1968)。而改革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住房政策、土地利用政策的演变，福利分房时代宣告终结，新兴的住房市场逐步被开发，并在改革的浪潮中迅速成长起来。住房，作为一种商品，被纳入到消费流通领域，这意味着住房已然成为一个你必须有一定的消费能力(经济资本)才能够拥有的东西。显然，市场体制下，住房消费本质上是一个阶层分化的现象：收入、职业和其他一些阶层变量决定着人们的住房产权、面积大小和居住质量(Logan John R. & David Moloch, 1987)。边燕杰等对中国“五普”数据中城市居民住房资料的分析指出，“住房”已经成为改革以来城市居民分层中一个日益重要的方面。是否拥有住房产权是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拥有产权的比率从非精英到专业精英再到管理精英依次递增(边燕杰，刘勇利，2005)。刘欣在对CGSS 200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城市的中产阶层，尤其是中产上层，因其收入相对丰厚，拥有了较大面积的家庭住房(刘欣，2007)。郑辉、李路路也认为，精英的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使得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等精英群体均在城市拥有面积更大的住房(郑辉，李路路，2009)。近些年，笔者也颇为关注农民工的城市居住权问题，并从学理和实证层面进行对该问题的分析与探讨。从现有的情况看，由制度安排、阶层差异等因素而导致的居住分化，事实上将弱势群体排斥出一定的社会领域，在住房获得方面即表现为被边缘化和居住权益的缺失(赵晔琴，2013)。

　　1.2　消费与身份认同

　　西方关于消费与认同的研究以消费构建阶级为主，认为消费行为本身可以作为界定社会阶层的标准。这类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特殊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惯例可以用于标示身份群体(status group)(李强，2008)，而消费行为无疑是生活方式中的一种。所以，韦伯关于消费方式与阶层群体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直接隐含在其倡导的经济、社会、权力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理论中。凡勃伦的有闲阶级与炫耀性消费也强调消费是人们构建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布迪厄(Bourdieu, 1984)在其著名的《区隔》一书中谈道：消费是一种区分的手段，是用来确立社会群体之间差异的手段。消费行为、生活风格在成为一种“惯习”后就预先具有了标志等级的功能。①伦特和利文斯顿对大众消费与个人认同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大众消费进入日常生活，不仅表现在经济过程、社会活动和家庭结构方面，而且影响身份的建构(Lunt & Livingstone, 1992)。

　　在我国，彭华民较早提出从消费的角度划分社群的看法，并指出同一社会阶层的人可以被认为是同质的，“他们的生活方式相互影响，在能表现他们社会阶层归属的消费行为上具有一致性”(彭华民，1996)。王宁认为，消费与认同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事实，认同支配消费，消费又是认同的显现。消费在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性在于它既是建构认同的原材料，又是认同的体现和表达，认同和消费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他进一步指出，认同又分为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而在阶层认同中消费起着重要的作用(王宁，2001)。李春玲指出，有别于传统的经济分层和工作领域中的区分，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把消费分层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李春玲，2007)。

　　综上所述，关于消费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消费方式既是消费主体身份认同的外在表现，同时又主动建构消费主体的身份。

　　1.3　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与问题建构

　　目前，国内关于农民工住房的研究分散于不同的学科，具体内容如下：(1)居住现状调查。这类研究大都采用从现状分析到成因分析再到政策建议的研究模式。调查以个别城市为样本，内容涉及农民工的居住模式、收入水平、住房标准和住房诉求等多方面，认为农民工的经济状况、过客心态、务工时间等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居住获得的主要因素(吴维平，王汉生，2002；康雯琴，丁金宏，2005；林李月，朱宇，2008)。此类调查的不足之处在于，过分强调农民工自身的主观因素，而忽视了体制、机制等客观环境对农民工居住可得性的影响。(2)住房保障政策分析。主要从政策过程的视角讨论农民工住房问题纳入国家政策层面的可行性。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从制度层面消除对农民工的居住歧视，将其纳入现行的城镇住房保障政策，以保证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可得性(崔晓黎，2005；马光红，2008)；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工住房政策的逻辑起点不是农民工住房质量，而是附加在户籍制上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丁富军，2010)。这些研究大都假定农民工住房的政策起点是农民工的群体弱势和城市公共住房的歧视性供应，但缺乏对这一逻辑起点的深入分析，也较少对提出的建议予以详细论证。(3)住房消费研究。宛恬伊(2010)通过代际比较的视角，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住房上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租比例较高，其租住的房屋类型和房屋设施优于第一代农民工。纪江明等(2013)从消费社会学的角度切入，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与消费方式转型进行了经验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很小，具有自我的、个体化特征以及消费主体的独立性。李梦迪、田飞(2012)基于2006 CGSS的实证分析提出，农民工自己的教育程度、务工地区、月工资收入、基本医疗保障状况、社会群体冲突感以及对未来三年生活的预期对农民工的阶层认同有显著的影响。赵晔琴等(2012)以上海长宁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例，分析了流动人口的居住质量差异与内部的社会分化，认为在流动人口中，住房质量的好坏、是否拥有产权不再是精英阶层的特权，相反，精英阶层和非精英阶层内部出现分化。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尝试以“认同”的概念搭建农民工住房消费与阶层身份之间联系的框架，以此探讨住房消费与阶层身份认同之间关系的可能性。我们拟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作为第三类身份群体，农民工的阶层认同不同于城市居民和农民。

　　假设二：农民工的住房消费越高，对较高社会阶层的主观认同感越强。

　　假设三：住房产权与阶层认同之间存在正相关，拥有住房产权者对较高阶层认同感较强，反之，较弱。2研究设计：概念、数据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