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叶蕤(1990- )，女，安徽宿州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241

　　【内容提要】基于定点访谈地GW对医院临床主任医师、术前麻醉师、临床高护以及通过整形修复手术完成自我身体残缺修复的女性患者的深入访谈和后期跟踪访问，在身体社会学的理论背景下，基于医学整形的研究视角，关注残缺女性自我身体恢复抗争、自我情感认同与周边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的管理。展现了残缺女性个体通过整形手术这一现代医疗手段，达成自我身体与心理的双层修复与认同，为力图走进正常化的社会空间做出努力。也以此期望社会空间下的日常人际交往与行为规范，可以给与此类女性群体更多发自内心的理解与接受。

　　【关 键 词】女性身体；残缺；医学整形；亲密关系

　　中图分类号：D4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4)04-0136-06

　　当下社会，“身体”被冠以“消费”之名，“女性身体”则被冠以“资本”之名。消费文化中，女性身体的呈现方式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商业整容”也已褪去神秘面纱，走进大众视野，商业经济的发展驱使女性为了更美而改造自己的身体。与“整容”研究相关的文献，不管是传媒、美学、社会等角度都不在少数，商业整容占据了主流话语，更多地是关注女性如何改变本就健康完整的部位，以期更加符合爱悦观念下对美的建构，而却忽视了这样一群女性——她们的身体因先天或者后天的某种原因导致残缺。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因先发性疾病或者迟发性疾病引发身体残疾或残缺的女性人群，通过医学整形修复手术力图实现残缺身体的修复与再造，这样一群女性自我身体改造与管理的心路历程，引发了笔者的研究兴趣。

　　一、“身体”框架下的研究

　　(一)“身体”日常的“缺席在场”与“疾病体验”下的“回归”

　　“身体”这一现象曾长期被传统社会学所忽视，而人的身体必然与其社会性联结在一起。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要和人的身体发生接触，并且人总是通过实践来体现自己的身体，但传统的社会学却普遍忽视了这些实践中身体体现的作用。在传统的社会理论中“身体缺场的现象学”认为导致“缺席”主要是认识论上的差别造成的[1]。当我们阅读时，不会注意到自己的眼睛，当我们讲话时，不会留意自己的嘴唇，这些可以归为“表层身体”的缺场。而“深度身体”也是同样，当我们思考时，大脑无法体会到我们是如何思考，在日常生活的种种行为中，我们不会刻意提醒自己，其实我们还具有一副身体。“身体”在病态时方显其在场性，只有当我们生病时，才会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体”表现为一个客观的和外在的环境。出于“身体”的本土研究，在中国的研究语境下，从女性身体维度出发，侧重“日常生活”的“身体”再造[2][3]与残缺身体管理[4]。关注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身体，它包括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既关注身体本身，也关注身体所处的具体环境，尤其两者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于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笔者试图通过因“患病”①导致身体“残缺”，又通过“治病”重塑“身体”的女性，从日常生活中努力寻找一种“活生生”真实可感的身体观，重现肉身性身体和社会科学中身体的在场性，找寻“身体”在“疾病体验”下的“回归轨迹”。

　　(二)“疾病”衍发下的“残缺”

　　笔者试图通过疾病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来分析所选取的受访者的访谈内容，探索受访者的内心活动，而后发现残缺的女性身体已经不能单纯地从身体疾病导致身体残疾的角度出发。日常语境下，女性身体被定义为美好的载体，而当女性在诸如脸部、颈部、胸部或者易外露的四肢等部位残缺时，其在日常生活的空间下，行为规范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并且这种影响会渗入到人际关系交往与亲密关系中。

　　“残缺”从字面来看，意为伤残等所致的四肢或器官缺失；意为不完整，部分缺失。基于福柯的规范理论②，可引申为非规范化。在规训社会语境中，正常完美的身体不仅仅被定义为健康健全的生理身体，同样需要符合社会对于身体的期待与认可。而在与“正常完美”相比较下的“非正常非完美”而言，“残缺”较之“疾病”是笔者认为更符合此类女性身体与心理遭受挫折的外显表达。与此同时在大众传媒视角下和“爱悦主义”[5]观点的背景下，“残缺”的身体不符合男性对于女性的“身体想象”，当在男性霸权主义话语下，塑造符合男权话语与消费文化审美目的与经济目的的“标准身体”对女性身体进行着无孔不入的规训时，当女性日常行为有着一系列明确的规范框架时，“残缺”的女性在这一规范下所引发的自卑、不安、焦躁等不良情绪将得以更好地解释。

　　“疾病”可以很好地阐释受访者在“患病”与“治病”过程中身体机能的诸多指标，局限于医院这一特殊空间下的身体体验与内心感受。而“残缺”则更好地阐释了受访者走出医院空间融入日常生活空间所表现出的身体体现，以及由此引发的自我认同障碍与情感焦虑。笔者将从三个层面探讨“残缺”：第一，肉身表象“残缺”，即女性因“患病”外显于表象上的残疾与缺损。在笔者选取的受访者中，涉及面部、颈部、胸部、外露四肢处残疾与缺损的女性，探讨社会空间下呈现式身体。第二，自我认同“残缺”，残缺女性自身在经历“患病”后，对自我身体认同、情感认同出现的不同程度的认知障碍，此后经历“治病”的过程，对自我身体管理的积极抗争，得以实现“残缺”自我认同的完善。第三，人际关系交往中的“残缺”，日常人际关系交往以及亲密关系层面的交往中，“残缺”的身体感受上升为“残缺”的情感交流。

　　(三)现有“残缺”框架下“女性身体”研究分析

　　现有对残缺女性的研究中，《经历乳腺癌：从“疾病”到“残缺”的女性身体》[4]对笔者启发良多。基于对14位有乳腺癌经历女性的深度访谈，展现了经历乳腺癌女性的身体与其说是一种患病的身体，不如说是一种被视为残缺(了乳房)的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性别态身体。同时文章表达了身体从医疗空间走向社会空间时残缺感与正常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以及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多重性与政治性。将女性身体置于“残缺”框架下的解读，不等于被动与消极，在乳腺癌的叙事中处处体现着作为个体的女性因残缺的身体与性别规范和社会规范进行抗争的声音，这个框架给女性在面对残缺的身体进行正面表述与积极的身体重构留有足够的空间。笔者基于此种“残缺”框架的启发，着力论述了残缺女性通过医学整形修复术力图实现对残缺身体的恢复与抗争，为融进正常社会空间做出的切实努力，同时试图探索经历残缺的女性自身爱欲情感管理以及对亲密关系的期待与经营。

　　二、研究方法探讨

　　GW医院是笔者自身进行医学整形修复术的医院，治疗过程与住院经历让笔者对GW医院医学整形科环境较为熟悉，同时与科室内的主任医师，临床高护等建立了熟稔的关系。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笔者自身在GW医院进行定期常规检查与康健恢复期间，向主治医生和临床高护表达了自己的研究意愿与计划，他们同意并给予支持与鼓励。对于访谈对象的选择，笔者事先与医生和高护进行了沟通，针对的访谈对象均为身体外显型损伤，在挑选访谈对象的过程中，发现有无配偶(特指有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有无稳定的工作以及工作的种类，有可能会影响身体残缺对日常心理等方面的影响，于是笔者在选取访谈对象的时候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以进行相关联的比较分析。医生与临床高护先于笔者联系病人，当病人答应同笔者见面时，将访谈提纲与研究计划如实阐释，征得病人同意后，约定时间进行访谈。因受访对象大部分为在院治疗的病人，所以访谈大部分是在GW医院内进行，地点多为单人间病房或者护士值班室的隔间，都是相对安静的场所；时间多在征得病人同意的输液时间，或者晚上查完房的活动时间，部分访谈应病人要求在临床高护的陪同下完成。已完成阶段性治疗出院恢复的本地病人，则在由受访者指定的咖啡馆内僻静处进行。在笔者离开GW医院后，依旧与部分访谈对象保持电话、邮件等联系，以进行后期跟踪访谈。大部分访谈进行顺利，但笔者仍有一次印象深刻的未成功访谈经历，Z(脸部肌肉萎缩患者)在笔者问到相关“患病”后与配偶以及周边人际关系交往中遇到的问题时，以身体不适需要休息为由，拒绝了笔者的继续访问。

　　笔者就“身体残缺与恢复的经验”这一主题与选取的受访者进行半结构性访谈，主要根据受访者接受访谈时的个人经历与身体情况，进行相关问题的询问，并非每一个问题都会询问每一个受访者。笔者试图给受访者更多的空间，可以倾诉自己经历身体残缺与残缺恢复的经历。在访谈与后期资料整理时，笔者自身经历了一个“融进去”再“跳出来”的心路历程。笔者自身是一个经历身体残缺并通过整形手术得以恢复的曾患者，基于固有的共情，大部分受访者愿意与笔者交谈，也会询问笔者自身的经历，于是在整个访谈期间，笔者会在适当的时候与被访者讨论，后期跟踪访谈中，笔者与被访者也建立了良好的互动。而在后期资料整理与理论框架的搭建时，笔者则保持价值中立的视角，力图客观与理性。

　　三、从“患病”到“治病”，对“残缺”做出的抗争

　　(一)现代医学技术进步下的“医学整形”

　　通俗的说医学里的“整容”就是通过外科手术来改变自己的外观。整容不是针对那些身体有了缺陷或伤残必须进行手术项目的群体，而是能够依据当事人的个人喜好来增强自信的一种医疗手段。“整形”是指以手术方法进行自体的各种组织移植，也可采用异体、异种组织或组织代用品来修复各种原因所造成的组织缺损或畸形，以改善或恢复生理功能和外貌。

　　整形外科学的治疗范围主要是皮肤、肌肉及骨骼等创伤、疾病、先天性或后天性组织或器官的缺陷与畸形，包括整形修复手术和整形美容手术[5]。在实际手术操作中，整形修复手术与整形美容手术常常并用。本文中笔者将其统称为“医学整形”，旨在医治先发性疾病或后天性疾病所引发的肌体组织缺陷与畸形。

　　(二)“患病”——初知“患病”的心理应对

　　在笔者选取的访谈对象中，有因先天性疾病导致的身体残缺。如：A是先天性小儿麻痹患者，她在幼儿刚有意识的时候便感觉出来自己的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绪越发的强烈。

　　大概从4岁多的时候，知道自己跟其他人不一样，到了小学的时候，是越来越强烈，不能上体育课，不跑操，课间除了去厕所就是待在教室里，受到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不和谐”的目光也很多……初中的时候发展的都有点自闭了……(A的描述)

　　而较之A，后发性事件导致残缺的受访者，则表现了更为强烈的难以接受。B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在单位例行的体检中，检查出患有乳腺癌，2A期，后进行了左侧乳房切除手术，在与笔者的交谈中，回忆起当时被确诊的情形仍情绪激动。

　　不能接受，至今难以接受，做的就是单位的常规体检，怎么可能出来这样的结果，几天没有出过门，任何人电话也不接，不想跟家人说，不想跟朋友说，总之任何人都不想说，就想也许不是真的.(B的描述)

　　在与D访谈之前，高护N1事先告诉过笔者，D经历过那次的事件以后，内心受到的打击很大，会存在一些攻击性。D在16岁那年因家中厨房失火，导致面部大面积重度烧伤，“悲剧”是她在访谈过程中，反复提到的词汇，为了更好地了解D的经历，笔者与N1进行了交谈。

　　刚接到这个病人的时候，情绪特别不稳定，在病房里大吵大闹，摔砸东西。我过来给她输液，她恶言恶语的对我，也说过报复我们的话……(N1的描述)

　　D正值花季年华，意外遭受的灾难，导致脸部受伤，因为内心的极度不能接受，导致行为的极端甚至暴力应对。

　　在而后与笔者的交谈中，多数的受访者，随着访谈深入与情绪的渐渐稳定，表现出后期的自我安慰与接受，这是一个无奈与无助的过程。

　　后面就逐步接受手术，治疗，康复，事情既然就在我身上了，还是选择自己心情好点，医生也说这样利于恢复，也想早日工作，这样各方面的状态会好起来。(B的描述)

　　在B后期接受采访的语气中，更多的是无奈的自我说服，有利于身体的康复、早日工作恢复正常的生活轨迹则成为她说服自己的最大理由，这一理由。恰恰反应出B努力想重回正常社会空间的愿望。

　　由此可见，在“患病”伊始，受访者的身体与心灵上受到双重打击。“患病”的入侵，让女性的身体与自我认同出现了不协调，当女性需要被强迫中断正常的生活轨迹，外在的身体形象逐步影响着女性身体与情感的自我评价，肉身呈现性“残缺”唤起自我的“异常”感，由此衍生的情感残缺感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