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以云南芒市傣族地区为例,从国家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描述不同时期乡村教师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阐释乡村教师身上的文化冲突。传统教师扎根于乡土社会,在地方上承担教化功能。现代学校教育使教师获得国家身份,进而被纳入国家体制中。乡村教师与乡土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从乡土化教师、候鸟式教师向逃离型教师的转变。乡村教师逐渐脱离乡土社会,其国家身份上的单向度,使其难以有效编制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关 键 词:“国家—地方”关系/国家身份/教化传统/乡村教师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项目编号:11JJD840013)的资助。 

　　20世纪以来,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改变了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这就是教育下乡。现代教育不断向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下放,将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传递到地方,哪怕是最为偏远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然而,国家统一的教育体制、教育目标、价值导向、课程知识、教学方法等,需要面对多样化的地方社会文化状况,由此产生种种差异、矛盾、冲突之处。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教师既是教育下乡的承担者,不遗余力地将现代知识灌输到儿童身上,又经受着由此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可能产生强烈的失败与挫折感。由此看来,城市与乡村、汉族与少数民族、现代与传统、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差异,使乡村教师处于矛盾的位置上。因而,对乡村教师处境的研究,是透视教育与乡土社会关系的重要切入点。本文以云南芒市傣族地区的乡村教师为例,力图回答以下问题:作为外来文化承载者的乡村教师,他们与地方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一关系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乡村教师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文化冲突?

　　本文将在国家与地方关系的框架中探究乡村教师的处境。在现代社会,教育具有鲜明的国家导向。为避免社会分裂为相互冲突的小片段,教育承担着社会整合的重要功能[1]240-241,而这正是国家干预教育的基础和出发点。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主要动力,是推广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灌输普遍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铸造新兴的政治和文化统一体[2]37-38。与此同时,不同地区和群体对教育的接纳程度差异很大,这就要考虑地方的社会文化状况。乡村教师介于国家与地方之间,他们具有国家身份,不断传递着来自官方的知识,又要应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学生的具体状况。由于现代教育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都汇聚到乡村教师身上,国家与地方关系的框架,对理解乡村和民族地区教育面临的症结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一视角并未引起社会学与教育学的充分注意。社会学对国家政权建设的关注,一般不去处理教育领域的主题。但是,国家通过教育改造乡土社会,是最系统、最持久、最无形的努力。教育学对乡村教育的关注,倾向于将教育作为技术问题处理,而不是在宏观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然而,教育社会学远不是那种运用型的末流学科,也不仅仅是有益于教学的科学,而是构成了关于权力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通人类学基础[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