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人类学家菲利普·博克（Philip K. Bock）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定义：文化就是使你“在他乡”成为“异客”的那个东西。

　　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人类学家菲利普·博克（Philip K. Bock）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定义：文化就是使你“在他乡”成为“异客”的那个东西。文化被认为是一个包含了行为、价值、信念、传统和规范等的复杂系统。现实世界中林林总总的文化在带给我们丰富多彩生活体验的同时，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也会导致诸如歧视、民族主义、宗教战争甚至种族灭绝等恶果。之前有诸多文献都发现人们存在着对自己族群的偏爱和对其他族群成员的歧视，这很可能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根源之一。为研究族群内外之间的关系，泰弗尔（Tajfel）早在1970年就通过实验发现人们对于组内成员的评价要显著高于组外成员，甚至这种结果是按无关紧要的因素对被试进行分组而得出的（如根据衣服的颜色进行分组）。这种无条件的组内偏爱被称作“小群体效应”（minimal group effect）。对于这种看似荒唐的组内偏爱，理论界有诸多解释：一种认为存在组内偏爱使组内成员更团结，往往能够使得该群体在不同群体间的竞争中胜出；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组内个体之间的交往更为频繁，组内成员之间存在更多互惠利他行为，从而拥有了更多的进化优势。

　　通过人为设置诱导出两类文化群体

　　经济学家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于200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用实验的方法证明了即使是在群体形成之初那些毫无意义的任意符号，在文化群体的形成和组内偏好的产生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些符号能够在一个充满异质性个体的群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协调作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教授丹尼尔·豪泽（Daniel Houser）于2013年4月在英国皇家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上发表了题为《文化群体形成过程中的合作增加了人们对组外成员的信任》（Cooperation During Cultural Group Formation Promotes Trust Towards Members of Out-groups）一文，更深一步研究了不同类型文化群体的形成和组内偏好之间的关系。

　　在豪泽教授的实验中，他们用类似于泰弗尔实验中随机分配的方法将被试分为两组。为了形成不同类型的文化群体，分成的两组成员被要求和自己的组员在一个房间中一起完成拼图任务。每组在各自的房间内独立完成拼图。在形成文化群体的过程中，一组被试要完成合作式生产过程（cooperative production）（以下简称“合作文化组”），另外一组则要完成独立式生产过程（independent production）（以下简称“独立文化组”）。合作文化组的任务是完成一个三角形的拼图（见图1（b）），独立文化组的任务则是完成一个正方形的拼图（见图1（a））。显而易见的是，正方形的拼图任务中，由于给出的每个拼图碎片都拥有直角，被试能够较为轻松地独立完成。而在三角形拼图任务中，4个拼图碎片中只有一个碎片有直角，就需要组内成员之间更多的合作才能完成。经过这种人为的设置诱导出这两种类型的文化群体后，两个组的成员再分别和组内成员及组外成员进行信任博弈实验。

　　合作文化组被试更加信任组外成员

　　豪泽教授的信任博弈实验中有一个信任者A和一个被信任者B。实验开始后，A先行动，他要在“进入”和“退出”之间进行选择。如果A选择“退出”则实验结束，A和B各获得5美元。假如A选择“进入”（即A相信B会选择“抽奖”），那么此时轮到B行动，他可以选择“抽奖”和“不抽奖”。如果B选择“不抽奖”，则A得到0美元，B得到14美元。如果B选择“抽奖”则又分两种情况：情况一是有1/6的概率不得奖，此时A得到0美元，B得到10美元；情况二是有5/6的概率得奖，此时A得到12美元，B得到10美元。很明显，假如A选择“进入”，B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强的动机选择“不抽奖”，因为B可以得到14美元，而且A得到0美元时并不知道B的选择（因为有可能是因为运气不好未得奖）。（见图2所示）

　　实验结果显示这种实验设计成功地在被试间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群体。合作文化组成员扮演信任者A时比独立文化组成员更加信任组外成员。而对于组内成员来讲，这种组内偏好不受文化群体的差异所影响。人们可能会反驳说这是由于两组被试在信任博弈实验前完成了不同的任务造成的（如完成时间不相同，实验结果也显示合作文化组任务的完成时间明显要多于独立文化组），该结果可能并不是跟以合作的方式形成文化群体有关。为了排除这些由于信任博弈之前任务差异引起的干扰，豪泽教授的实验还设计了在信任博弈之前没有任何任务的基准组作为对照。和基准组相比，独立文化组作为信任者A时比基准组更少地信任组外成员。而合作文化组作为信任者A时对组外成员的信任度和基准组没有差异。也就是说，这种在文化群体形成过程中的合作虽然对于组内偏好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合作使得该组成员面对组外成员时显现出了比独立文化组更多的信任，说明他们更加乐意与组外的人进行合作。同时，研究者还发现被信任者B的行为也受到群体文化形成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如信任度那么显著。独立文化组被试在扮演被信任者B时显示出更多的组内偏好，即当面对同组成员时比面对他组成员更多地选择了“抽奖”，而合作文化组被试扮演被信任者B时在面对组内和组外成员时选择“抽奖”的比例相同。

　　该实验从文化群体形成过程中不同生产方式（本文中是合作生产和独立生产两种方式）对于组内偏好和组外歧视产生影响的角度来探讨文化和群体之间的共同演化。最近几年的许多文献也不断揭示出文化群体的内源性，在文化群体产生之初那些看似无意识的、随机选择的生产方式或许有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例如合作式的经济生产方式就可能会对维持群体中的合作文化起到系统性的长期作用。这也就意味着经济生产方式改变的背后包含着一种潜在文化观念的改变，也就是说，一个群体在接受一种新技术的同时往往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另外一种文化，这就是文化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关于新兴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13AZD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