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由于外出打工热潮出现，很多农村夫妻长期分居，许多人在异地组建了临时家庭。2013年5月16日，《印度时报》一篇文章称，已有十多万中国农民工结成“临时夫妻”，其中包括许多将配偶留在家中独自外出打工的已婚农民工。这一消息再度把人们的视线引向这一群体。其实，在2013年两会上，曾做过洗脚妹的全国人大代表刘丽曾公开提到：“现在因长久分居，在城市农民工中出现了‘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情况。也许许多人听了很意外，但在我这个群体非常常见。这导致农村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增高，也影响下一代的教育，导致两个家庭不得安宁。”一时间，农民工“临时夫妻”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本文所探讨的“临时夫妻”是指夫妻双方或一方已结婚，由于在外打工而无法与配偶团聚，临时与他人结成像家庭般的伴侣关系而居家度日的婚姻模式。从法律与道德角度审视，这一现象不仅无视法律的规范，而且违背了婚姻道德。婚姻道德的重要一条是性禁忌，它的功能在于限制人的本能和生物学需要，避免人的生存危险。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指出：“婚姻之外的两性关系之所以受到限制是因为维持和保证对儿女的长期的抚育作用，有必要防止发生破坏婚姻关系稳定性的因素”。其实，婚姻是人类社会实现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作为以两性结合为特征的一种社会关系，其本质是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婚姻会受到法律、道德等社会因素的制约。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问题：为什么农民工会有悖于传统婚姻伦理而选择一种新的变异婚姻形式？为什么他们试图突破社会因素的制约而发生越轨行为？过去相关研究将“临时夫妻”现象的原因更多归于自然属性，认为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对性欲、生物冲动的表达，主要体现在孤独寂寞、性的压力、身心疲惫等方面。这些因素之所以被关注，是因为它们显现地体现在个体身上。但是在其背后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社会结构因素。默顿认为应当把越轨行为放到社会结构的矛盾关系中去考察，从而发现社会结构是怎样对社会中的某些人产生明确的压力，使其产生非遵从行为而不是遵从行为的。其实，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是与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分不开的。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随之他们的生存空间、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都发生了改变。这不仅使约束他们的乡村民约发生了变化，而且使他们的心理结构承受着剧烈的震荡。他们必须以新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结构进入一种新的生活情景。但是大多数农民工行为方式和心理结构的变化，滞后于社会现实过程的变化。这就使得农民工对城市世界感到陌生，甚至格格不入。此时，传统乡村社会的婚姻道德约束力减弱，而城市自由、平等、开放的婚姻理念没有被完全接受。这就使农民工既想模仿城市的现代婚姻模式，又不想完全抛弃乡村社会的婚姻道德，因为他们还需要阶段性地回归乡村社会。这就导致他们在形式上遵守传统婚姻文化的基础上，采取非制度性手段，发生越轨行为。本文就是基于上述结构分析范式，探讨农民工“临时夫妻”的发生机制。

　　本研究主要运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寻找调查对象，对其进行深度访谈。鉴于“临时夫妻”在当今社会存在一定的舆论和道德压力，他们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很难进行随机抽样，必须通过熟人介绍接触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同时在上海打工的老乡阿梅、阿军、阿成三人，向笔者介绍了三对临时夫妻。该三对夫妻又向笔者介绍了两对临时夫妻。雪球一直滚下去，最终笔者调查了14对临时夫妻，即28个访谈对象。本文采用“无结构式访问法”对访谈对象进行深度访谈。这种访问是一种无控制或半控制的访问，不需要提前对访问过程进行严格控制。通过深度访谈，笔者搜集到更加丰富的研究资料，从而奠定了本文的实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