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络社会的到来伴随着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变，西方学者关于网络社会权力的论述背后隐含着国家—社会对立的理论预设。在国家与社会民众利益一致的情况下，网络社会的到来不仅不会造成国家—社会的权力冲突，并且将提供一种新的沟通权力和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中国特有的国家—社会信息反馈机制，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共识需求，但是有必要在网络社会中获得新的发展。国家与社会间网络政治沟通机制的建立，将进一步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效率，增强治理过程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建立起国家与社会间的共识，从而实现国家在网络时代的治理合法性提升。

　　关键词：网络社会 沟通权力 网络政治沟通 国家治理

　　作者简介：陈氚（1986- ），男，江苏徐州人，社会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讲师（北京 100091）。

　　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始终扮演着追赶者的形象。随着信息技术在全球的迅速发展，中国与西方第一次同时站在“网络社会”的门槛前，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层面上，共同面临着诸如国家权威衰落、价值观念冲突等一系列权力结构问题与制度层面的挑战。在笔者看来，网络社会的权力变迁，恰恰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与政治合法性增强的历史机遇。

　　一、网络权力变迁的理论预设

　　随着以互联网普及为标志的信息社会的来临，西方学者产生了两种关于国家—社会权力结构变革的看法。第一种被称为技术的悲观主义观点，强调信息技术的国家掌控，将带来国家机器监控能力的普遍增长，而个人的隐私和自由将受到极大的限制[1]。福柯曾经将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比喻为采用全景敞视监狱的监控方式[2]。在互联网时代，借由大数据处理和电子记录技术等手段，个体的网络信息从理论上可以被国家完全监控，形成一种全景敞视监狱的电子版本。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信息技术是一种对社会成员的技术赋权，将赋予社会成员更多的权力，从而在与国家的抗争中获取有利位置[3]。在新的信息技术条件下，社会成员可以凭借网络组织起来，通过网络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信息的自我传播，更可以通过网络来形成新的集体认同。也有学者将网络信息技术视为西方式民主取得普遍胜利的重要工具，认为互联网推动了全球社会运动的发展[4]。

　　这两种观点均对技术有可能引发的权力变革的可能性做出了预测，但是这两种预测却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预设上：即某一地区中国家与社会存在着对立关系，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局面。具体到权力结构上，表现为国家与社会权力的相互冲突。在这种权力的对立背后，是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传统政治关系。这一看法强调了一国权力结构中强制性统治的一面，所忽视的则是国家与社会建立起有效沟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与社会成员关系紧张、政治合法性缺失的国家，互联网将赋予民众更多的抗争权力或者赋予国家更多压制性的力量。然而，如果国家与社会民众之间并不存在利益的必然冲突，国家能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公平地协调社会矛盾和官民矛盾，创造出更多社会财富，那么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将成为国家与社会实现共同目标的手段。甚至，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将有可能重新塑造出更加合理的国家—社会关系。

　　在摒弃国家—社会必然对立的理论预设的同时，我们依然可以在西方关于网络社会权力的论述中汲取有价值之处。其一，网络社会的来临，意味着技术对国家与社会的双向赋权。国家和社会民众都有着凭借信息技术增强自我权力的可能。其二，网络社会调整国家—社会权力结构的走向，取决于国家和社会双方对既有权力实质的认知，以及双方未来的发展策略。对国家而言，是在日常的国家治理行为中扮演资源的掠夺者，还是成为民众利益的代表者与社会冲突的调节者；对社会民众而言，是对国家治理产生一种积极认同，还是对其产生一种卡斯特所谓的网络时代的抗拒性认同，将决定网络信息技术的使用方向。

　　二、国家与民众的沟通权力：从非正式反馈到网络政治沟通

　　在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与民众间的信息有效沟通程度，是衡量治理有效性的重要维度。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恰恰具有沟通国家与社会民众信息的理论可能。而这种前所未有的信息沟通能力，如果能够正确使用，将实现一种新的国家—社会互动机制。

　　在西方学者看来，选民的政治参与至少是一项形式合理的民意传达机制，可以将民众的意愿体现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同时，这种西方式的选举还具有一种仪式性的符号功能，构成民众对政治治理正当性的认同基础[5]。而中国社会则采用了迥异于西方多党制的民主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下，也形成了形式合理的民意传达途径。以西方常识审视中国，常常会产生这样一种悖论，即西方眼中的威权主义政府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种种成就，无论是经济上的辉煌还是人民个体权益上的逐渐完善，都表明了在实际的国家与社会发展方向上，国家与社会民众取得了基本共识。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隐含着正式制度所未能包括的一系列非正式制度安排。

　　在所谓的中国式“威权主义政体”下，直接体现民众意志的国家改革政策的制定，依赖于一个庞大的政府信息收集机制。但是，更为关键也常常被忽视的是，在民众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更多的非官方信息反馈机制。这种信息的反馈，往往体现为国家改革进程中，具体政治经济政策的正向反馈或者负向反馈。民众往往对其认为不合理的经济政策进行软抵制，比如股票市场上的用脚投票，中央层面历史上一度对民间金融进行严厉打击却收效甚微，民众通过钻空子或变通的方式违背国家或地方政策的初衷。最终，这些反馈通过多重的社会行动者(包括一般民众、媒体、学者、地方官员等)达至中央层面，以一种综合式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形式倒逼改革，使改革不断地修正方向，保持大体上的政治正确，最终还是体现了大多数社会民众的意志[6]。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向国家的非正式反馈机制，这种机制隐藏在正式的文本制度和官方安排之外，修正改革的制度方向，也起到了体现民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