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怀，西北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提要】通过对西北地区某大型国有企业个案的实地研究发现，市场体制下国企工人的阶级意识源于在劳动过程中权利与利益被削弱或剥夺的过程。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国企工人逐渐从“国有工人”变成了“契约工人”，这不仅影响了国企工人的生活境遇，而且影响了国企工人阶级意识的变迁。即国企工人阶级的认同意识从单位认同转向了阶层认同，利益意识从政治利益转向了经济利益，合作意识从一致转向了分化，冲突意识从指向国家转向了指向企业管理者。国企工人阶级意识的变迁深深嵌入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制度逻辑中，而国有企业的劳动关系制度、工资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等核心制度变迁成为国企工人阶级意识变迁的前提。

　　【关 键 词】市场转型；国有企业；工人；阶级意识；制度逻辑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3)04-0013-11

　　一、现象与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且使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也发生了重大变迁。后一影响主要在国有企业工人的阶层地位、阶级意识等方面展现出来。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迅速推进，工人阶级经历了从单位体制走向劳动力市场的过程；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变化对劳动力的差别配置和回报，不仅在工人阶级与企业管理者之间产生了明显分化，而且也塑造了工人阶级价值观念的变迁。

　　同时，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盛行近20年之后，一些学者对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视角重新产生兴趣，甚至明确主张“回到马克思”[1]，或“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有学者指出，之所以要重返阶级分析，是因为阶级分析比分层研究能够更好地面对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真问题”，即指：当前中国正处于“两次大转变交汇点”上，其转型速度之快，作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刻令人瞠目结舌，这样一种“大转变”不是社会生活的细枝末叶的改变，而是整个社会的重构生计模式、基本的社会安排和社会框架，以及阶级、阶层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和进行。而要理解基本的社会安排、社会框架方面的变化，我们应当重新引入这种能够反映宏观社会结构变化的视角[2]。

　　受当前学术界“重返阶级分析”的启发，本文试图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西北地区某大型国有工业企业的实地调查，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探究市场转型以来国有企业工人阶级意识变迁状况。具体而言，第一，国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二，影响工人阶级意识变迁的制度逻辑有哪些？

　　二、阶级意识概念与文献述评

　　(一)阶级意识概念

　　从经典思想家到现代学者关于阶级意识的界定并不统一，马克思最早从“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两个概念来界定阶级意识[3]195-196。马克思的追随者卢卡奇(Georg Lukacs)认为，阶级意识是超越于阶级集团中个人观念之上的“群体意识”[4]，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从三个方面对阶级意识进行了界定：第一，对本阶级利益的理性认识；第二，对其他阶级利益不合理性的认识及有意识反对；第三，对运用集体政治手段达到集体政治目的，以实现自己利益的认识及随时行动的准备[5]。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赖特(Erik Olin Wright)指出，对某些理论家来说，阶级意识被看做是阶级作为群体性实体的一个对应现实的或者被赋予的特征，而对另一些人来说，阶级意识则被理解为人类个体作为阶级成员的具体属性[6]244。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对阶级意识的操作化定义在学界影响深远。第一，阶级的认同：将自己定义为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与其他劳工扮演同样的角色；第二，阶级的敌对：认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是他的敌对者；第三，阶级的整体性：个人在社会中的处境，以及社会整体的风貌都由上述两者所决定；第四，对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追求：透过与其敌对者的斗争，追求另外一种社会制度[7]。吴乃德则归纳出阶级意识的三个基本要素：对自身阶级的认同，对自身特殊的阶级利益的认知，对改变现有秩序的可能性的认知[8]。

　　综合上述关于阶级意识的界定，笔者以为，阶级意识应是经典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言的某一客观社会群体所持的“集体意识”，既某一客观社会群体所持的主观上的普遍价值观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第一，认同意识，指的是一种身份认同，能明确将自己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一员；第二，利益意识，对自身特殊的阶级利益有明确认知，意识到自己与其他社会群体存在利益差别，从而形成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共识；第三，合作意识，对本阶级共同行动的目标和一致行动的策略、能力等具有明确的认知；第四，冲突意识，对维护本阶级相关的权利或利益免受损害而集体抗争对方具有明确的认知。

　　(二)阶级意识研究的文献述评

　　1.生产关系与阶级意识。马克思认为，阶级在根本上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这一生产关系伴随着对资本所有者与非所有者的区分，在经济利益上产生相互对立的、具有明确边界的群体，即为阶级。在他看来，阶级可区分为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所谓自在阶级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而带来的大量劳动者，他们的阶级角色是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体制所决定的，即他们是居于客观存在的社会阶级结构地位上的集群”。自为阶级不但在客观层面上，而且在主观上要对自身所处的阶级关系有明确的认识，确立自己作为归属的阶级之一员的角色感，即阶级意识[3]195-196。

　　2.文化传统与阶级意识。汤普森通过考察早期英国普通工人群众的经历，提出了关于阶级和阶级意识的新概念，所谓工人阶级意识就是“各个不同群体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利益认同以及它与其他阶级利益对立的意识”。汤普森阶级意识学说的核心是文化生成。英国工人阶级是如何获得自己的阶级意识的呢？汤普森认为，这是工人阶级在长期的阶级斗争过程中“用文化的方式”处理阶级经验的结果。他强调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经济社会变革的自然反应，它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传统渊源，是通过工人群体中每个成员的努力而逐步形成的[9]。李静君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旧制度的遗产”在工人抗争中的动员作用，工人聚居在工厂社区之中，社会主义的集体记忆是工人抗争有效动员和持续抗争的决定性因素[10]。后来，陈峰解释了国有企业职工的独特抗争的文化基础，第一，单位制下工人形成了对国有企业财产拥有权利的所有权观念，当国企改制使工人集体下岗、当把工人推至新的严酷的生产条件时，工人抗争的结果同样受到旧有工业制度的影响；第二，国有企业的私有制改革，是被社会主义传统文化所塑造的工人阶级长期生活在父爱主义管理之下单位中的体验所不能接受的，刺激了工人的抗争[11]。佟新分析了延续着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对国有企业工人采取集体行动方式反对企业被兼并的影响，这种文化传统成为国有企业工人解释其集体抗争的文化资源[12]

　　3.社会结构与阶级意识。赖特把微观的个体(主观感受)与宏观的结构(阶级结构)衔接起来考察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建立了研究阶级意识的微观－宏观视角。一方面，阶级意识是人们作为生产过程中特定位置的占据者所感觉和所相信的理性认知，另一方面，阶级意识是人类个体的具体主观性的一个特殊方面。只要阶级意识涉及对宏观社会的解释，那这种解释就凭借着它帮助解释个人选择和行动的方式而实现。当把“阶级意识”用于集体或组织时，它或者是指个人意识在有关的聚合体内模式化的分布，或者它是一种描绘中心倾向性的方式[6]245。

　　4.国家干预与阶级意识。国家干预是工人阶级意识的宏观分析视角，即强调了国家自上而下采用相关政策或手段对阶级意识形成、变化的干预作用。李静君指出，在工人阶级转型过程中，国家扮演着关键行动者的角色，国家推行的依法治国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努力将阶级冲突纳入一个法规领域并对其实现规则基础上的调控；另一方面依法治国也为工人确立其权益并为之奋斗提供了新的法律诉求维度，特别是地方政府成为工人斗争的目标。如此，国企工人在阶级地位衰落的同时，阶级意识越来越强烈，随着国企工人从“国家工人”向“契约工人”的身份转型，他们如同农民工一样萌生了法权意识[13]70。陈峰的研究也表明，企业改制是造成工人不满的主要和直接原因，它在劳动合同、工资、福利、津贴、养老金、失业补偿、劳动条件等一系列问题上，引发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争议，这些抗议的共识基础就在于国家政策赋予传统产业工人的权利和利益得不到实现[14]。

　　5.市场转型与阶级意识。吴清军通过个案观察发现，国企工人利益共识的产生是与两个进程密不可分的，一是国企工人的权利和利益被削弱的进程，二是国家法律制度和社会公共政策发展及推进的进程。而这两个进程都是在制度变迁中进行的，一方面，制度变革削弱或剥夺了国企工人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新颁布的国家法律和社会政策又赋予了国企工人新的权利和利益，这种权利和利益往往由于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无法获得实现。这种利益共识来自于他们在制度变迁中的共同体验，是在国家意识形态、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政策的共同促使下逐渐形成的。于是，在市场转型时期，中国国企工人并非像西方工人那样对国家的威权和资本家的剥夺表现出阶级意识，而是把抗争的矛头指向了直接导致他们生活困境的企业管理者。第一，工人对企业管理者经营无方的抱怨；第二，对工厂管理者贪污腐败行为的愤恨；第三，对工厂管理者不落实国家政策的怨恨。概言之，市场转型时期的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和意识并不是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中产生的，而是建立在制度变迁对工人既有的权利和利益的削弱及剥夺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处于市场转型时期的国企工人的阶级意识并非是在生产过程之中产生的，而是在生产过程之外产生的[15]。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过往学者关于阶级意识的分析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经验研究，主要在生产关系、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国家干预与市场转型等不同视角下展开，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的启发。但以往关于阶级意识的研究还存在以下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

　　第一，以往关于阶级意识的研究固然试图提供一个工人阶级抗争的总体性画面，但多以“工人一般”的抽象工人面相出现在读者眼前，为了推进对工人阶级更为深刻的理解，我们需要深入到工人的具体生活和工作场景展开调查，研究“具体工人”在具体社会情境之下的变迁过程和逻辑。

　　第二，市场转型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让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更为复杂，既形成了农民工、下岗工人等不同的工人群体，还有仍在国有企业一线从事生产的工人群体。但以往关于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破产或被兼并的国有企业中的工人或农民工的阶级意识的研究，而对成功转型的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意识研究并不多见，尤其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大型国有企业中的工人阶级意识的研究则更为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