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迅速变迁中，农民工阶层以其规模和影响成为变迁的主体阶层之一。本文基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认为农民工问题的形成和解决是社会学基本问题在当代的生动具体的展现。农民工阶层认同是“自我与他者”互构共建的结果，其群体地位感知、阶层意识和阶层行为构成自我认定的一面，国家政策导向、地方政府举措和社会舆论构成他者认可的一面。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则体现了上述两方面互构的延续和变化。农民工阶层及其问题解决具有战略性意义，因而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也将受其影响。

　　关键词：社会互构论；农民工；阶层认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化时代的社会认同分化与整合机制研究”（13BSH036）；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农民工阶层认同的特点、影响因素与演变趋势”（SK2012B554）；受到安徽大学“211”工程三期博士科研启动经费（02303319-0042）资助。

　　作者简介：姚德薇，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社会分层、农村社会学。

　　改革开放不仅使我国迅速进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之中，也带来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迅速变迁。三十多年来，城乡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巨变。来自各种不同力量之间的思想争论、实力较量和策略博弈共同谱写了当代改革的奏鸣曲。在众声喧哗之中，广大的农民工群体无疑是话语的弱者，他们以其脚步实现对制度的评判，用行动改变城市和农村的模样。农民工群体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体阶层之一，是农村社会学乃至中国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农民工阶层认同的形成与演变，既是其实际社会地位的写照，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现代性的一个缩影。

　　一、农民工问题：社会互构论的视角

　　在传统的“三农”问题中，农村、农业、农民是具有明晰地理空间、地域范围、职业内容和社会身份的概念，其所对应的对象也是明确的。在农业大国的漫长历史中，“三农”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和发展的源泉。然而，无论历时多么悠久，传统的农业社会终将要被现代的工业社会和更高形态的其他社会所取代。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亦是如此。在错失多次历史发展机遇之后，新中国的起点依然是农业社会。改革开放的渐进模式和探索性质预示了我国社会转型的高度复杂性。“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称谓便是结果之一。

　　从最初的农闲务工到全年务工，从乡镇企业中“离土不离乡”式的就业到现代化工厂里“离土又离乡” 的工作，从候鸟式的季节摆动到举家搬迁外出，从“农村劳动力就业务工”、“民工”、“农民进城务工”到“农民工”的称谓变化……三十年来，这一数量庞大、接续不断的群体带动着整个社会嬗变。据考证，“农民工”一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张雨林于1983年首次提出。次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办杂志《社会学通讯》中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逐渐被广泛使用。[1]目前，“农民工”已成为学术界研究这一特殊群体的通用术语。尽管近几年也有学者提出取消“农民工”的说法，但是应者寥寥。

　　在国家层面上，“农民工”一词的标题性使用出现于2006年，首先是《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的发布，以及随后劳动保障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劳社部发[2006]15号）、《关于开展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专项扩面行动的通知》（劳社厅发[2006]11号）的发布。同时，主流媒体《人民日报》于2006年3月28日发表社论《全社会都要关心和保护农民工》，肯定农民工在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大贡献，指出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在我国将长期存在。其后，关于农民工工作、培训等问题的专门文件时有发布。2013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务院农民工领导小组的通知》（国办发[2013]60号），《通知》涉及三十多个工作部门，表明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国家重点关注的综合问题。

　　上述简要回顾说明，农民工问题具有当代性、普遍性和迫切性。本文无意梳理当前农民工研究的具体状况，而是着眼于时代高度和理论视野，抓住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大问题、真问题”——即理论性较强、与农村社会学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从“理论自觉”的意义上反思农民工问题，“用社会学理论去分析和理解中国经验，在经验中提炼和提升社会学理论”。[2]

　　农村社会学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对于我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三农”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在乡城之间的频繁流动又带来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家庭形态及代际关系、城乡关系等方面的多重变化。带有户籍身份烙印的“农民工问题”成为一揽子相关问题的总称。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农民工身份与职业的彻底转变、其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地位与贡献的匹配设置，关系到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成功与否以及农民工群体的切身利益，因此可以看作是农村社会学的大问题。而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类生活变迁的根本性内容和重大现象的本质”，并且，“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时空具体性，其延展与断裂意味着人类生活组织模式的形成和更替”。社会互构论主张“我们身处社会互构的时代”，各多元行动主体间是相互形塑、同构互生关系。[3]在这种视野下，农民工问题就不仅仅是政府“顶层设计”或农民工“用脚投票”的结果，而是与现代社会的基本性质有关，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有关，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指意，因此也可谓是农村社会学的真问题。对农民工问题的“理论自觉”要求我们不仅从经验层面认识其表象，更要从理论层面探讨其实质。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农民工问题涉及诸多领域，从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到教育、养老、社会保障等，其中一些研究议题还持续不断地成为研究热点，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等。国家统计局从2008年开始监测全国农民工的总体状况，并发布年度《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对农民工的规模、流向、就业地域分布、人口学特征、教育培训、收入以及权益保障等方面进行抽样测算和统计描述。大量对农民工问题的经验研究使我们得以深入农民工世界，获得关于农民工问题的丰富资料。但是，与丰富的经验研究相比，对农民工问题的深度理论分析却不多见，本文试图作一个尝试性分析，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和反思。

　　在理论层面上，首先，农民工问题以其极为广泛的论题域涉及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在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史上，自由与秩序、行动与结构、权利自主与权力规范、自主行动与公共制约等相互牵制的概念不断出现在社会学家的话语体系中。这些概念本质上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不同设问形式，是社会学家诊断时代症候和社会问题的基本角度。改革开放至今，农民工已经实现了从个体流动务工向大规模群体非农就业的转变，并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在此过程中，农民的自由迁移权利和制度规范的权力设定、农民的流动就业意愿和社会结构的惯性阻力、“民工荒”和“融入难”的同场出现，无一不牵涉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其在当前时代的生动而具体的展现。

　　其次，农民工问题以其特殊性表征了中国式现代性的鲜明特色。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工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供给量、最广泛的参与面推动了国家的快速发展。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现代工人队伍的主体已经是农民工，城市建设和正常运转一刻也离不开他们。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将逐渐取代老一代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4]然而，长期以来，农民工处于社会边缘群体的位置，其“国民待遇”未能充分实现。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尚未完全解体的情况下，农民工市民化的道路注定有些漫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结构滞后反应的突出后果就是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与西方相比，中国现代化不仅经历了国家主体资格的变迁，还要面对现代性全球化带来的时空压缩和发展挑战。低成本、外向型、劳动密集化产业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人力资源提升以及环境友好等一系列与劳动密不可分的问题却未能同步获得解决，城乡差距、贫富分化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这些在中国发展中特有的问题表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道路难以复制，中国现代性必须建立在综合考量自身国情的基础上。农民工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的发展进程中地位攸关，农民工问题的妥善解决关系到国家战略目标的真正实现。

　　因此，需要综合农民工研究的各种视角，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将农民工的个人困惑、群体困境与时代的困扰联系起来，达成对农民工问题的深度认识，为化解难题提供理论指导。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农民工问题涉及的研究领域、研究论题、研究方法极为广泛，绝非一人一文之力能逮，而是需要众多研究者的长期努力，方能发现其“社会学想象力”的所指。由于论题所限，本文仅选取当前农民工问题中，与城镇化质量、社会融入关系密切的农民工阶层认同（即农民工的群体社会地位及其对这种地位的认知）方面加以探讨，以期揭示农民工阶层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出现和变化，以及这种出现和变化的内外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