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农民的贫困实质上是权利的贫困，“三农”问题实质上是权利问题。一系列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农民权利的政策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陷入了一个解决“三农”问题的愿望与限制农民权利的现实之间的纠结而不能超越。当前有三个方面的矛盾比较突出：一是传统农村集体所有制与市场化、城市化的发展不适应性；二是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的不平等性；三是农业特性与政府责任的不对称性。

　　最近十年来，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中央也明确把“三农”工作提升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高度。农民的贫困实质上是权利的贫困，“三农”问题实质上是权利问题。一系列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农民权利的政策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陷入了一个解决“三农”问题的愿望与限制农民权利的现实之间的纠结而不能超越。当前有三个方面的矛盾比较突出：一是传统农村集体所有制与市场化、城市化的发展不适应性；二是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的不平等性；三是农业特性与政府责任的不对称性。

　　因此，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核心在于赋权富民。赋权富民，具体来说，就是要重点赋予和保障农民以下六种基本权利。

　　赋予和保障农民的财产权

　　我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农村和农民缺乏产权，既缺乏与城市及市民平等的财产权，又缺乏农村产权在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法律表述机制。缺乏明晰的农村集体及农民的财产权利，最容易被公权力和资本所侵害。

　　201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 “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无论他们是否还需要以此来作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尊重和保护农民以土地为核心的财产权利，应当让他们带着这些权利进城，也可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由他们自主流转或处置这些权利。”党的十八大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这些都是赋予和保障农民财产权的基本方向。应当全面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把土地产权还给农民，逐步赋予农民完整的产权权能，从法律上建立清晰的农村集体和农民的产权表达机制，坚决制止在城市化进程中盛行的以行政权压倒和侵害财产权的现象。

　　赋予和保障农民的自由迁徙权

　　自从1958年建立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以后，我国公民的自由迁徙权被取消，实质上就是农民进城转变为市民的权利被取消。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剥夺农民自由迁徙权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在计划经济时期，剥夺农民自由迁徙权的后果是造成了普遍的贫困。在市场化改革以后，剥夺自由迁徙权的后果是造成了农民工问题以及农村 “三留守”问题。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这是几十年来《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自由迁徙这个大问题和大目标。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享有自由迁徙的基本权利。户籍改革后，农民只是一种职业，不再是一种身份。对每一座城市来说，在涉及本地农民工的户籍改革上，要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统一登记为城市居民户口，农民所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权、集体资产及其收益权、有关农业补贴政策等权益保持不变，不因户籍改革而变动；在涉及外地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上，凡是在城镇正式就业且签订就业合同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均应落户成为城市的新市民。越是大城市、特大城市，越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解决特大城市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以及“城市病”的正确途径是放弃GDP主义，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布局和公共资源高度集中的格局，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不是限制和剥夺公民的居住和自由迁徙的权利。

　　赋予和保障农民的社会保障权

　　社会保障权是现代社会中的一项基本人权。一方面，社会保障权是社会主义追求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权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学者普遍认为，社会保障权体现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注与保障，是人类告别弱肉强食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开始逐步建立覆盖全部农村的 “新农合”、“新农保”、“农村低保”，将农民纳入国家统一构建的社会保障网络，这是农民社会保障权得到确立的重要里程碑。但是，目前农民享有的社会保障还是低水平的，既与城镇居民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也与农民自身需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保障农民的社会保障权，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关键是要建立以民生为导向的公共财政体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行政成本，特别是要大幅度压缩“三公”支出，提高公共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打破社会保障特权，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