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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演性”视角下的理论、行动者集合和市场实践 ——以重构中关村电子产品市场的失败为例
2014年02月25日 18:31 来源:《社会学研究》(京)2013年2期 作者:陈氚 字号

内容摘要:与“嵌入性”视角不同,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操演性”视角关注理论对经济现实的建构作用及其机制。现有操演性理论的实证研究往往关注新的经济学理论、技术、工具出现后,市场被成功建构的案例。本文则试图以中关村电子产品市场的重构为例回答市场建构失败的原因。研究发现,市场重建过程中相互冲突的行动者、建构过程中生成的利益格局使得一个理想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无法顺利建构。人的行动者(卖场管理者、商会、商户)与非人的行动者(报价系统、明码标价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扭曲了市场改革过程。管理者和商户之间特定的利益格局也影响了操演的结果。

关键词:操演性理论;行动者集合;行动者冲突;利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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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与“嵌入性”视角不同,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操演性”视角关注理论对经济现实的建构作用及其机制。现有操演性理论的实证研究往往关注新的经济学理论、技术、工具出现后,市场被成功建构的案例。本文则试图以中关村电子产品市场的重构为例回答市场建构失败的原因。研究发现,市场重建过程中相互冲突的行动者、建构过程中生成的利益格局使得一个理想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无法顺利建构。人的行动者(卖场管理者、商会、商户)与非人的行动者(报价系统、明码标价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扭曲了市场改革过程。管理者和商户之间特定的利益格局也影响了操演的结果。

  【关 键 词】操演性理论;行动者集合;行动者冲突;利益格局

  在新经济社会学关于市场的经典研究中,“嵌入性”始终是无法回避的理论视角。无论是指称市场中具体的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还是指整个市场嵌入在更加宏观的社会制度背景之中,“嵌入性”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石,将经济现象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使得社会学家对于经济现象的研究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然而,近年来,发端于欧洲的“操演性”(performativity)理论①却另辟蹊径,并未过多涉及“嵌入性”的概念,②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去重新研究市场,探讨经济学、理论模型、理论工具等如何作为一种行动者,成为建构市场的重要力量。作为与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渊源颇深的社会理论,操演理论却在市场研究、尤其是金融社会学研究中的影响与日俱增。在美国学者弗雷格斯坦和多特关于市场社会学的研究综述中,操演性理论也被作为单独的理论流派加以评介(Fligstein & Dauter, 2007)。

  一、操演性、反操演性和市场建构失败

  在经典的广义嵌入性理论中,市场中的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之中,无论是研究市场的结构,还是研究市场的动态演变,社会因素往往成为解释问题的变量。操演性视角的重要理论前提,来源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主张,③即并不存在先天独立于市场的“社会”(Latour, 2005)。社会是由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行动者所构成的,随着研究者的研究和界定而演化。从这一颇具后现代色彩的理论出发,操演性理论的诸多经济社会学研究很少提及嵌入性的概念,而是在历史的长时态中,关注理论(经济学理论和其他理论),以及实现理论的“中介”物④是如何建构出经济现实的。

  根据这一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麦肯茨(MacKenzie)和卡隆(Callon)的论述,“操演性”概念源自奥斯汀(Austin)的语言哲学,意指对于对象的表达通过表达的行动来实现。例如“我道歉”这一说法并不是对我道歉这一状态的简单描述,而是在说出“我道歉”的同时也就是在进行着道歉的行动(Austin, 1962;顾曰国,1989)。从这一观念引申开来,经济学等理论在“言说着现实”,同时也在“实现着现实”。卡隆最早将其引入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Callon, 1998)。按照卡隆的说法,经济学不仅是在描述着经济现象,而且是在操演着(perform)、塑造着、形成着经济现象(Callon, 1998; MacKenzie et al., 2007)。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不仅仅是对经济现象的客观反映,还重新塑造了经济实践本身,使得经济现实与经济理论相符合,既是经济现实的描述者,又是经济现实的操演者和行动者。在建构经济现实的过程中,各种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中介”物,同样作为一种“行动者集合”来行动(Callon, 2007)。⑤由此,尽管操演性理论尚未完善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但也已成为一种观察和思考经济现实的基本视角和提问方式。表现在具体的市场研究中,就是关注经济学是如何影响到市场实践,重新建构了市场本身。

  但是,经济学对市场的重构并非一个简单的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广义的经济学(包括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经济模型)究竟如何改变市场中的具体实践,市场又是如何按照经济学理论本身被建构起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由于在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之间,技术、工具等物质性要素和人一起,作为建构市场的“中介”物,所以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关注经济学工具的引入,如证券市场的电子报价制度、期货交易所的交易模型等的发明和应用,是如何一点点重新建构市场,影响原有的交易关系、权力关系,进而成功建构出新的理论中的市场(Cetina, 2006; Preda, 2006, 2007)。塞提娜在研究金融市场的历史时发现,新的电子报价制度的出现,造就出新的交易行为,原有的交易格局和模式被打破,证券市场也趋于经济学理论中的市场(Cetina, 2006)。而在麦肯茨的研究中,20世纪70年代以来,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广泛应用,使得芝加哥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日趋符合公式本身的描述(MacKenzie & Millio, 2003)。并非公式“真实地”描绘了市场运行的客观规律,而是市场中按照公式操作的行动者使得公式的效力成为现实。摩根在对金融衍生品的场外交易市场(OTC)的研究中,也提出了OTC市场的形成过程和治理机制的发展正是权力政治、网络和框架建构的产物。他从三个不同的理论视角提出了市场形成的具体机制(Morgan, 2008)。

  总体上来看,在整个操演理论流派的经验研究中,市场被形塑的机制是具体的,具有特定的时空性和地方性。但在具体的市场建构过程中,也往往遵循着一定的步骤。从以往成功的操演案例可以看出,从新的经济学理论提出到最终在经济实践中的实现,往往经历最初的引入、多种理论框架的争夺、合法性的确立,以及最终理论预言的自我实现等进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关键行动者的推动、人的行动者和非人行动者的整合、理论实现条件的环境改变,都对操演的成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早期的ANT理论中,卡隆勾勒出行动者网络建构的四个步骤,即问题化、引起兴趣、招募成员和动员(Callon, 1995)。而在近期关于已有操演理论的经验研究总结中,卡隆将经济学的操演过程比作科学实验的过程,并对实践中经济学引发的市场建构归纳出三点共性:商品与行动者的解开与再纠结,对个体行动者的塑造,计算能力的不均等分布。同时,他也谨慎地指出,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逻辑,而市场的具体建构过程仍然是多样的和特殊的(Callon, 2007)。

  但是,众多经验研究大多关注市场如何被成功地建构,让我们有必要去关注一些截然相反的经验现象。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语境下,为什么在特定的情境下,即使新的经济学技术工具的引入,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市场交易模式,进而导致市场建构失败?

  与经济学理论在市场上被成功地操演、建构相比,失败的市场建构更能引发我们的思考。为什么有时经济学(包括经济学的理论应用和技术应用等)无法成功地影响市场,是什么力量使得市场无法成为理想中的市场呢?更重要的是,这种探讨所关注的并非仅仅是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和现实市场不相符合的原因问题,而是试图讨论:哪怕经过刻意地人为建构之后,为什么经济学意义上的相对理想的市场仍然无法实现?

  为此,卡隆将经济学理论未能改变现实的情形比喻成实验结果的“溢出”(overflow)。在卡隆看来,理论陈述到经济现实之间的过程,类似于科学实验的过程,不仅仅是特定的时空环境影响了最终结果的成败,在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行动者集合”(agencement)——包括非人的社会技术行动者和人的行动者——出现的任何偏差,都有可能导致最终结果的失败;因此,有必要像检验实验结果一样,重新审视中间环节的社会技术“行动者集合”(Callon, 2007)。不应该将“陈述”的操演失败归结为环境的因素,“并非是环境决定并选择了那种(经济学)陈述,而是‘陈述’决定了适应于自身的环境”(Callon, 2007)。

  而麦肯茨则提出了“反操演性”(counter performativity)的概念来概括类似的现象。在对芝加哥期货市场的研究中,他发现,1987年芝加哥期货市场的崩盘,造成了市场秩序的混乱,在此之后,原有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突然失去了效力,这一公式的继续使用使得市场现实偏离了理论描述,他认为这是一种“反操演性”:“经济学的某一方面的应用,有可能使得经济过程偏离了经济学的描述”(MacKenzie, 2007)。但是,反操演性的前提是经济学理论已经有效地作用于经济过程之上,只是这种作用结果的方向与理论描述完全相反。我们仍然需要反思反操演性的前提:在建构市场(改革)的过程中,那些失败的市场建构的案例中,经济学理论是否已经有效地操演了市场?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未必仅仅存在着正向操演和负向操演的关系,如果从市场建构的最初,经济学就未能有效作用于市场之上,那这样的失败应当如何理解?能否沿用操演理论中的溢出和反操演性加以解释?

  本研究将以中关村电子产品交易市场为个案,去剖析这一传统的摊贩式电子产品市场是如何在转型中失败的历史过程。为什么即使按照经济学的有效市场理论,经过刻意的改革,中关村电子市场仍然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无法实现理想中的经济学市场模型?

  笔者对中关村电子市场的研究始于2008年。研究方法主要以历史资料收集、实地观察法、访谈法为主。从2008年起,中关村电子市场经历了一系列由中关村电子商会发起的市场改革,试图重建市场。在此期间,一项重要的变革是中关村电子产品报价系统的引入,这一举措旨在解决中关村电子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与经济学的理想市场的改革方向完全吻合。但是新的价格技术的引入并未成功建构出一个经济学理想中的市场,改革前的问题依然存在。到了2012年,中关村电子市场的规模开始急剧萎缩,传统九大卖场之一的太平洋电子市场宣布关闭,海龙、科贸等卖场也开始缩小规模,部分停业整顿。尽管中关村电子市场的衰落,某种程度上缘于外部互联网电商的激烈竞争,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管理者最初提升竞争力的种种改革措施,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内部的种种交易弊端。⑥在改革之初,管理者试图建立一个杜绝欺诈、信息完备的市场的设想未能实现,导致中关村电子市场的声誉每况愈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重构市场未能取得成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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