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立足我国社会工作的基本经验和发展现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从教育和实务2个层面，对我国社会工作论述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中存在专业本质模糊及论述情境缺失的双重盲区，导致参与各方难以达成共识。对此，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实践中，要加强对专业本质的认知理解，提高对应用处境的洞察意识；在论述传播时，要基于受众熟悉的经验和习惯的语言，采用交流探讨的方式，结合特定的实践场景，积极建构“特定时空处境下的社会工作”。

　　关键词：社会工作 论述逻辑 拟剧论 台前幕后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的快速转型，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逐渐被社会各界所广泛接受。但面对实务领域、表现形态及参与方的日益丰富多元，如何表述社会工作并获得参与相关方的理解与支持，成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也是当前社会工作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立足我国社会工作的基本经验和发展现状，借鉴拟剧论的理论视角，研究社会工作的自我建构过程和传播方式，分析其“台前幕后”的表述逻辑，提出在不同应用处境下的表述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社会工作在实务处境下如何恰当论述

　　早在1997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王思斌就指出：“在中国内地发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中，有一个潜在的、同时又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尚未进行认真的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工作?’或者‘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解决，不但影响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也影响着如何提高中国社会工作的水平。”[1]3时过境迁，十多年后，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均取得长足发展，论述主体也从十多年的比较单一的学界，发展到政府、高校、机构等多元主体。

　　然而，什么是社会工作?怎么让相关方理解社会工作?如何促进共识与协同?这些实践场域中的重要问题和争论，并没有因为我国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而明朗清晰。相反，社会工作表现形态更加多样，实务领域和参与方更加多元，同时还面临着碎片化、事务化、工具化的危机，对社会工作本质的检讨和自我形象的建构更加迫切。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何国良基于“诠释与沟通的社会文化工具”理论视角的研究指出：论述本身就是一种行动，社会工作的论述选择是道德价值的选择[1]307。如何论述社会工作，如何选择论述方法，涉及社会工作者如何理解自己的立场角色以及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其密切而复杂的关系。社会工作需要一种表现现实的模式(mode of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此模式本身就是以一套语言，建构出一套可供思考的现实。社会工作的论述需要找出“问题”，并且给予自己特有的“合理性”及“合法性”来实现这个自我创造出来的现实。何国良教授认为：香港社会工作就是依靠这一套表述方法来建构出社会工作的本质与自我形象[1]310。这对研究中国大陆社会工作的论述建构有启发意义。社会工作者在行动的同时，迫切需要通过一种恰当的论述，来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特征与自我形象。

　　二、研究视角：拟剧论与传播学的表述逻辑

　　艾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详细研究了在别人眼里如何制造自我形象的过程，其关于社会互动的观点被称为拟剧论[2]221。拟剧论认为：当我们与一个不太熟悉的人谈话时，通常会问对方一些问题，帮助我们做出某种情境定义，行动就是个人在这种特定情境定义下的全部反应，论述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动形式。拟剧论将人们的互动行为分为“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前台行为针对的是他们并不熟悉的一般观众，后台行为则是针对亲密朋友的。拟剧论启示行动者在论述时，需要对受众对象及特定情境进行清晰认识，做出适合的行为反应。福柯(M·Foucault)也提出“论述”建构政治的本体，认为：论述从来没有公正客观的视点、语言、对话，论述都活动于一个“预先被建构的意义系统”中，任何论述的出现都存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论述必会选择某种意义来进行对话[2]429。可见，恰当论述的过程，是基于对事件本身及意义系统在特定情境下的认知选择，而社会工作的表述问题研究，也就必然涉及社会工作是什么和社会工作在什么情境下论述2个关键问题。

　　传播学也从有效论述的角度对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进行研究[3]。美国学者H·拉斯韦尔于1948年提出5W传播模式(Lasswell’s Model)，将传播过程分为连续的5个环节：谁传播(who)——传播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传播(in what channel)——对谁传播(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后来，R·布雷多克在5W的基础上，增添了传播环境(what environment)与传播动机(what aim)2个环节，即7W模式(Braddock’s Model)[4]。传播学在注重传播过程的同时，加入环境和动机的情境因素，与戈夫曼提出的“特定情境定义”和福柯提出的“意义系统”不谋而合。

　　本文借鉴戈夫曼的拟剧论逻辑和R·布雷多克的7W传播模式作为分析框架，研究社会工作在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特定处境下的表现形态和传播方式以及在传播中如何建构社会工作的本质和自我形象。

　　从拟剧论和传播学的角度看，社会工作逐渐被参与方及社会认知理解的过程，也是社会工作以不同形态在中国社会传播的过程，是传播者/行动者与受众共同建构的过程。拟剧论启示社工界在传播社会工作时，要根据受众的不同区分“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做出恰当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