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外学者“远观”中国的境地。研究条件的改善，加之中国自身的巨变，都为这一时期的海外中共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围绕“中共的控制力”这个核心问题，本文对改革开放之后海外学者的中共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并探讨了其进展与局限。在笔者看来，“遭遇稀释的控制”与“遭遇抵制的控制”是这一时期海外中共研究的两大主题。　　

　　研究条件的改善

　　改革开放标志着海外当代中国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海外学者得以深入中国社会，并进而对中国社会与中共政治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观察。研究条件的改善为海外中共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对此，曾在80年代担任《中国季刊》主编的胡克（Brian Hook）深有体会：“中国的开放不仅仅意味着国际贸易和发展，在80年代，它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赴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也激发了学者们广泛的研究兴趣。”[1]

　　然而，在海外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研究条件大幅改善的同时，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兴趣却出现了暂时下降。随着深入中国社会的机会增加和大量研究资料的涌现，海外学者逐渐将研究兴趣转向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微观层面。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发生任何“急剧的”变化，这就很难引起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

　　以《中国季刊》为例。1978—2008年，《中国季刊》共刊发以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文章102篇，平均每年刊发3.3篇，而1960—1966年和1966—1977年的年平均刊发量分别为4.5篇和8.2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海外学者甚至发出了“把党带回来”（bring the party back in）的呼吁。[2]

　　即便如此，从研究成果的绝对数量上看，海外学者对于中共的研究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下降。1978—2008年间，《中国季刊》共收到以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学术著作128部，这仍旧是一个可观的数量。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海外学者对于中国政治体系和社会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关注到党与国家以及（党主导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尽管他们的研究成果并非严格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之后，海外学者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无论从范围上还是深度上都得到了扩展。

　　经济改革与“遭遇稀释的控制”

　　在这一时期，“党的控制力”仍旧是海外学者的关注焦点，但学者们的关注范围则大大扩展。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开始关注党同国家以及党同社会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这些关系的考察解读党的控制力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一大历史背景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因而，学者们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经济改革是否会削弱党的控制力”。

　　在这一时期，那些关注党自身变化的海外学者意识到，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党的控制力，这主要表现在经济改革对于党的经济权力、意识形态和组织纪律的影响上。通过对比中国同匈牙利的经济改革，魏昂德（Andrew Walder）发现，共产党的权力和权威基于对生产资料的事实占有之上。对生产资料的事实占有使得党不仅控制了资源和机会，而且得以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渗透、控制和监管。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抛弃实际上瓦解了党的权力和特权的基础，尽管这种结果通常都不是有意为之的。[3]受波兰尼关于再分配经济与权力关系观点的影响，倪志伟（Victor Nee）提出了著名的“市场转型理论”。通过对福建省30个自然村的624户农户的调查，倪志伟认为，经济改革导致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再分配能力的下降以及党的控制力的下降。[4]在农村，经济改革更是直接导致党的干部的权力的下降。闫云翔的研究发现：“在很多方面，改革打破了地方干部对资源和收入机会的垄断，因而侵蚀了干部原先的权力和特权。改革使得积累个人财富远比地方官员施舍的政治好处更有吸引力。地方干部在农村社会的政治角色已经从原先的‘土皇帝’变为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协调人。”[5]

　　经济改革对党的控制力的影响也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列宁主义理论看来，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是列宁主义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如亨廷顿所言：“但有一件事共产党政府确实能做得到，那就是，它们能统治得住，它们的确提供了有效的权威。它们的意识形态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6]但是，在一些海外学者看来，经济改革却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指出：“改革意味着执政者承认自己的体系出现了问题。因此，它们带来了广泛的幻灭。这对于共产主义体系而言是令人不安的，因为意识形态的真理在共产主义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7]丁学良也认为：改革开放政策导致中共意识形态体系的衰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政治生活带来了两个不同性质的新因素。一是对外开放为中国各类精英以及普通民众提供了比较共产主义体系和非共产主义体系绩效的机会。这降低了共产主义体系的合法性。二是邓的经济改革政策更是强化了民众对于共产主义体系失效的认知”[8]。

　　与意识形态的衰落相联系，经济改革也导致党内组织纪律的涣散。一些海外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党内腐败现象的猖獗，表明党失去了对其成员的有效控制。黎安友（Andrew Nathan）指出了党的意识形态衰落与腐败增加之间的联系，“合法的和非法的经济和社会行为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了，社会中逐渐出现了一种日益明显的失范感”。[9]孙雁（Yan Sun）认为，经济改革大大增加了党的干部腐败的机会，另一方面，党组织在基层的名存实亡，使得这一传统的控制机制失效，而意识形态作用的下降，使国家失去了道德说教工具，执行难的问题使得反腐败机制和规则流于形式。[10]墨宁（Melanie Manion）则强调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权化趋势使得对党的干部的监管更为困难，“一方面，分权改革为地方干部带来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分权化也使得发现和惩罚滥用权力的行为变得更为困难”。[11]

　　这一时期，“党的控制力的稀释”仍旧是海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如果说在“文革”时期海外学者主要关注党内的分歧与冲突对于党的控制力的“稀释”效应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海外学者则将关注点投向了党与国家的关系上。受官僚政治论的启发，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欧迈格（Michael Oksenberg）提出了“碎片化的威权主义”概念。他们认为，随着中共政治体系内部的分工逐渐精细，党对政府部门的监管越来越困难，不同的部门实际上掌握了对特定资源的控制权。由于官僚体系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中央领导不得不同各个部门进行“讨价还价”，逐渐形成了一种“碎片化的威权主义”。官僚体系越是复杂，中央领导人就越是无法控制不同官僚部门之间的互动，而政策结果也就越难以预测。[12]在这样的结构下，尽管中央领导人仍旧掌握着大量的权力，但他们越来越受到官僚政治的限制。在一个分裂的体系下，中央领导人不得不面对众多部门的游说，而后者相互竞争以赢得中央领导人的注意，形成一种“竞争性说服”（competitive persuasion）。[13]兰普顿（David Lampton）则分析了政策执行过程中官僚体系对于中央决策的“稀释”作用。“一方面，中央的政策必须尽可能地清晰、一致，必须反映共识，这样才有可能得到地方的遵从。另一方面，各个部委和地方常常顽固地捍卫自身的利益，这常常使得政策很难得到执行。因此，尽管中央领导层掌握着众多强制性的手段，中央却不得不同部委和地方讨价还价，以赢得后者的合作以及对政策的执行。”[14]

　　党的控制力的“稀释”也体现在党同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关系的制度化上。在海外学者中，欧博文（Kevin OBrien）首次对中国的全国人大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80年代之后，全国人大的自主性和行为能力等方面都得到很大提高，逐渐成为中国政治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尽管他同时也承认，全国人大仍旧处于党的严密控制之下。[15]谭睦瑞（Murray Scot Tanner）的研究则更进一步，他认为，全国人大的逐渐成长表明，立法领域的分权化倾向正在得以制度化。在一定意义上，全国人大逐渐成为限制党的立法权的重要行为体。[16]此外，一些海外学者注意到了中国司法机构自主性和行为能力的显著提高。[17]

　　党的控制力的“稀释”也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权化趋势上。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所谓的“放权让利”，即中央政府将越来越多的资源控制权和企业管理权下放给地方和企业。这种分权化策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活力，甚至在一些海外学者看来，中国正在形成一种“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18]尽管海外学者大都认可分权化策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但他们在分权化策略的政治效应方面却产生了分歧。一些学者强调分权化改革对于中央国家控制力的削弱效应。黄佩华（Christine Wong）指出，由于中国的分权化改革出现在市场化之前，因而，在改革的一开始，地方政府就获得了大量地方工业的产权，因此集中的中央计划事实上已经无法再直接决定企业的决策和资源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更加积极地介入地方经济活动，从而使财政收入的分配不可避免地分散。[19]财政的分权化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在王绍光看来，预算外资金的大规模存在，使得腐败问题和收入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而中央政府税收能力下降则导致了三大政治后果：中央领导作用的下降，中央合法化能力的下降，以及地方政府权力的增长。[20]而，另一些海外学者并不认同分权化改革导致中央国家控制力下降的说法。在他们看来，党对干部任免权控制的加强，大大抵消了分权化改革对于中央权力的消解作用。在黄亚生看来，官僚选拔任用制、轮岗制以及任期年限的缩短，都强化了地方官员对党中央的服从程度。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在经济权力下放的同时，却仍然保持了强有力的政治集权。中央国家之所以能够迫使地方政府放弃经济扩张政策，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党对干部任免权的控制。[21]金山爱（Maria Edin）通过对乡镇干部人事制度的研究发现，党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并没有下降，改革使得党更加有效地控制干部任命权，上级部门通过职务提升、高层兼任职务、干部交流和轮训制度等加强了对乡镇政府的人事控制。[22]同样，诺顿（Barry Naughton）和杨大利（Dali Yang）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党对干部任免权的控制是中国维持国家统一的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23]

　　遭遇抵制的控制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逐渐成为这一时期海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关注点。随着海外学者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社会，他们发现，中国社会并非原先设想的那样“软弱无力”。相反，在某些方面，中国社会表现出了惊人的活力，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抵制”了来自党的控制努力。魏昂德的研究发现，中国传统的庇护关系仍旧广泛存在于社会主义工厂之中。一方面，工厂的干部掌握着分配资源和机会的权力，这就使得工人与工厂干部之间产生了一种“有组织的依赖”（organized dependence），即干部通过给个别工人提供“好处”的方式建立起庇护关系，培育忠诚的积极分子，从而提高了干部对工人的控制力。另一方面，身处庇护关系之中的工人也并非仅仅是工厂领导的工具。为了在工人中赢得一席之地，他们必须考虑普通工人的期望和要求，必须同工厂领导积极争取有利于工人的政策或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庇护关系又对来自上层的控制产生了一种制约。魏昂德将这种庇护关系称为“新传统主义”。[24]　　戴慕珍（Jean Oi）的研究发现，庇护关系同样存在于农民与村干部之间。通过分析人民公社时期中央国家同农民对余粮的争夺，戴慕珍发现，在中央国家与农民的互动中，村干部常常发挥着“守门员”的作用。一方面，由于掌握着生产队的资源和机会的分配，农民与村干部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庇护关系。另一方面，在集体化时期，生产队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共同体，这使得村干部又必须保护农民的利益，尽量从上级那里争取到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因此，戴慕珍认为，即便在集体化时代，农民也能够有效抵制中央国家的政策，党制定政策的能力与其执行政策的能力并非总是一致的。[25]

　　换言之，中国农村内生的社会结构对于来自中央国家的控制产生了抵制作用。在分析了中央国家与边缘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许慧文（Vivienne Shue）认为，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中央国家的影响范围也是有限的，因为广大农村存在的“蜂巢结构”抵制了来自中央国家的控制努力。在她看来，这种“蜂巢结构”是一种高度地方化的、高度隔绝的、细胞式的结构，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和经济生活就是通过这种结构组织起来的。[26]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等人分析了农村传统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对于中央国家控制农村努力的抵御。如他们所言：“正像他们的祖祖辈辈在历朝历代所做的那样，农民和他们在官场中的保护人试图回避、转移和抵制那些损害地方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国家诉求……国家对乡村文化和农户经济宣战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却是农民们更加牢固地抓住了家庭、宗族等社会纽带。”[27]

　　随着80年代国家—社会分析视角的兴起，一些海外学者试图从公民社会成长的角度审视社会对于中央国家控制努力的抵制。在他们看来，随着相对自主的社会组织逐渐同国家分离，社会越来越具备抵制和反抗中央国家控制努力的能力。卜正民（Timothy Brook）追溯了中国社会自治组织成长的历史。他认为，从晚清开始，那些基于共同出生地和职业的传统组织就被政治化了，它们试图按照自己的偏好影响国家政策，它们的出现创造了一种新的公民政治。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成功地扼杀了这些社会组织。但是，卜正民认为，1989年事件中学生自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出现表明，社会自治组织仍旧是抵御中央国家控制努力的潜在力量。[28]随着中国私营经济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将关注焦点投向了中国的私营企业家身上。在他们看来，私营企业家将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领导力量，并最终改变中国的政治体系。[29]

　　然而，另一些海外学者则对公民社会抵制中央国家控制的能力提出了怀疑。何包钢比较了葛兰西的“社会挑战国家”和“社会—国家相互依赖”这两种不同的公民社会观，认为后一种观点更符合当代中国的现实，他将其称为“准公民社会”（semi-civil society）。[30]弗洛里克（B. Michael Floric）则认为，在威权体制下，国家通过创造众多的社会组织和准行政组织，来达到管理日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目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引导的公民社会”。[31]尽管中央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已经大大放松，但是，一些海外学者仍旧看到了国家对社会组织的主导，他们转而通过“统合主义”视角分析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共生关系。在他们看来，在体制内构建新的统合主义机制是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开放的市场经济和日趋利益化的政治的另一个重要手段。随着私营企业主及其商业组织在经济领域得势，它们形成了在政治事务中维护自己利益的倾向性，并通过商业协会来保护个人和集体利益。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商业协会和组织，党得以继续对社会特定群体保持监督和控制。在这种统合主义安排下，私营企业主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系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因而他们无法成为反抗党的控制的领导者。[32]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出现了日益增多的社会冲突和抗议事件。在一些海外学者看来，这些冲突事件似乎表明党的控制努力越来越遭到社会的抵制。这些学者认为，从社会主义向市场体系的转型，带来的是痛苦和不稳定。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原先的做事方式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的安全被打碎了，他们不得不学习适应新的体系。经济转型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也逐渐涌现，比如腐败的盛行、社会差距的拉大、环境的破坏等等，这些问题引发了民众对于党和政府的不满，进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例如，何清涟认为，中国的社会冲突已经到了无法遏制的临界点上，当执政党再也无法压制社会的反抗时，其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就会轰然倒塌。[33]裴敏欣则看到，市场化改革导致中国出现严峻的治理危机，例如社会抗争、收入不公正以及环境恶化等。如果执政党不能进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那么治理危机将最终导致党的执政地位的丧失。[34]

　　然而，在另一些海外学者看来，中国的社会冲突和抗议事件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党的控制的直接挑战。欧博文和李连江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民的抗议活动可以被称为“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即农民以中央出台的政策和法规为依据，抵抗地方官员的掠夺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农民与党中央形成了遏制地方官员的“同盟”，这表明农民认同中央的执政地位。[35]同样，裴宜理用“规则意识”（rules consciousness）而非“权利意识”来描述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的社会抗争。在她看来，今天的抗议者所运用的“权利修辞”延续了中国抗议者偏好使用官方话语来表达自己痛苦的传统。如同帝制时代的抗议者会打着“天命”的大旗，民国时代的抗议者会搬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时代的抗议者会引用《毛泽东语录》中“造反有理”的话语，今天的抗议者将自己的抗议置于被执政党所认可的“合法权利”之下，这表明抗议行为无意挑战执政党的合法性。[36]

　　海外学者通过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公民社会以及社会抗争的考察分析认识到，中国社会并非如他们先前所设想的那般软弱无力。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大大放松了执政党对于中国社会的控制，中国社会的自主性得到大幅增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更多的海外学者开始关注执政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在80年代兴起的国家—社会关系视野下，海外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社会自身的力量将对执政党的控制努力产生抵制。这样，党的控制就不仅仅是一种“遭受稀释的控制”，而且是一种“遭受抵制的控制”。

　　结 语

　　改革开放之后的海外中共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研究的范围大幅拓展。这一时期，海外学者的视野不再仅仅局限于党的高层领导人以及党的自身结构，而是开始广泛关注党同国家以及党同社会的相互关系。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官僚体系、立法机构和司法体制的研究大大提升了对中国共产党控制力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自身的力量逐渐成为海外学者关注的重点。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行使其控制力的社会环境，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社会力量的兴起。在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成长中的公民社会以及日益严峻的社会抗争的研究，都凸显了中国社会对于党的控制努力的抵制效应。

　　其次，研究的深度进一步加强。这一时期，随着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学科化”趋势的加强，越来越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被用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分析之中，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的深度。通过运用官僚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化理论、公民社会理论以及民主转型理论，海外学者在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呈现出很强的理论化色彩。另一方面，海外学者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越来越具有比较视野，特别是80年代末之后，随着中国与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方向上出现差异，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开始对这种转型的差异进行比较。此外，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与退居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转型差异。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研究仍旧存在着一些局限。首先，缺乏对研究资料的甄别。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使得海外学者获得了深入中国社会的机会，从而大大改善了中国研究领域资料匮乏的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当数量的研究仍旧基于二手材料之上，这就使得对研究材料的选择和甄别成为一个问题。例如，在评述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高层政治的研究现状时，泰伟斯（Frederick C.Teiwes）就指出，“不恰当地使用有限的资料”和“依靠不可信的研究资料”是研究中存在的两大问题。[37]又如，在批判黎安友等人编著的《第四代》一书时，陈仲礼（Alfred Chan）指出作者所使用的并非是原始的档案文件，而是融入了作者的许多观察和解释。在他看来，黎安友等人之所以认为这些材料是可靠的，是因为文中的许多细节与他们自己对于中国政治的了解是相吻合的，但这无疑就省略了对所使用材料的甄别过程。[38]

　　其次，缺乏对理论适用性的敏感。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理论化”，在所谓的“学科规范”的要求下，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倾向于将自己的研究基于每个学科的流行的理论和概念之上，致力于“理论建构”。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理论范式被应用于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之中。但是，从认识论的层面上看，这样的研究趋向是存在问题的，即它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已有的理论架构和概念出发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这就很容易导致白鲁恂（Lucian Pye）所说的“通过社会科学理论去寻找中国的现实”[39]，以及包瑞嘉(Richard Baum)所说的“对研究方法的关注取代了对研究对象的关注”。[40]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裴宜理对“公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研究领域中适用性的质疑。如她指出：“公民社会概念源于对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和转型的解释努力。因此，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概念适用于中国吗？兴起的资产阶级‘社会’被假定会挑战封建‘国家’的权威，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17世纪的德国或是20世纪的捷克斯洛伐克，但它能够用来解释今日的中国吗？……与其如此急切地从欧洲历史中寻找‘先例’，为何不更多地关注中国自己的历史呢？”[41]

　　再次，这一时期的研究存在很强的结构化倾向。这尤其体现在各种“借用而来的”理论的潜在预设上：“公民社会”理论假定公民社会将最终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力，“市场转型”理论假定像中共这样的列宁主义政党无法同市场经济共存，市场化改革将最终侵蚀中共的控制力，而“民主转型”理论则假定中国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将成为民主转型的动力，党的控制将难以为继。这些带有“结构化”倾向的理论无疑为海外学者理解中国现实提供了一副“简单的”画面，但这也容易导致对中国复杂现实的“简单化”处理。这些理论在强调“结构因素”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对“单元因素”的考察，而后者正是中国复杂现实的最终构建者。以“民主转型”理论为例。从“民主转型”理论出发，海外学者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所有政治改革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都没有改变“一党执政”这个“结构因素”。这就完全抹杀了这些改革对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现实意义，以及它们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可能意蕴。

　　注释

　　[1] Brian Hook，“China in the First Decade of Reform and Opening Out：An Edited View，”The China Quarterly，No.143(September 1995)，pp.677-681.

　　[2] 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How China is Governed，Singapore：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2004.

　　[3] Andrew Walder ed.，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8.

　　[4] Victor Nee，“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4，No.5 (October 1989).

　　[5] Yan Yunxiang，“Everyday Power Relations：Changes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in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edited by Andrew Walde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238.

　　[6]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页。

　　[7] Elizabeth Perry，“Intellectuals and Tiananmen：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an Aborted Revolution，” in The Crisis of Lenin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eft：The Revolutions of 〖STBX〗1989，edited by D.Chirot，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1，pp.142-143.

　　[8] Ding Xueliang，The Decline of Communism in China：Legitimacy Crisis，1977-1989，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99.

　　[9] Andrew Nathan，Chinas Cri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103.

　　[10]Yan Sun， Corruption and Market in Contemporary Chin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p.208.

　　[11]Melanie Manion， Corruption By Design：Building Clean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96.

　　[12]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ael Oksenberg，Policy making in China：Leaders，Structure，and Process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136-137.

　　[13]Nina P.Halpern，“Making Economic Policy：The Influence of Economists，”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China Looks Toward the Year 2000，Vol.1，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6.

　　[14]David Lampton，“Water：Challenge to a Fragmented Political System，”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Post-Mao China，edited by David Lampt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17.

　　[15]Kevin J.OBrien，Reform without Liberalization：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6]Murray Scot Tanner，The Politics of Lawmaking in Post-Mao China：Institutions，Processes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9.

　　[17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司法改革，见Randall Peerenboom，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rule of Law，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Randall Peerenboom ed.，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China：Lessons for Global Rule of Law Promo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Stanley B.Lubman，Bird in a Cage：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8]Gabriella Montinola，Yingyi Qian，and Barry R.Weingast，Federalism，Chinese Style：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World Politics，No.48 (October 1995)，pp.50-81.

　　[19]Christine Wong，“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An Era of Fiscal Decline：The Paradox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Post-Mao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128 (1991)，pp.691-715.

　　[20]Wang Shaoguang，“The Rise of the Regions：Fiscal Reform and the Decline of Central State Capacity in China”，in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Edited by Andrew G.Walde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87-109.

　　[21]Yasheng Huang，Inflation and Investment Control in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 During the Reform Er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2]Maria Edin，“State Capacity & Local Agent Control in China：CCP Cadre Management from a Township Perspective.”The China Quarterly，No.173 (2003).

　　[23]Barry Naughton and Dali Yang ed.，Holding China Together：Diversit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24]Andrew G.Walder，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25]Jean C.Oi，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26]Vivienne Shue，The Reach of the State：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130-137.

　　[27]Edward Friedman，Paul G.Pickowicz，& Mark Selden，Chinese Village，Socialist Stat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269.

　　[28]Timothy Brook and B.Michael Frolic ed.，Civil Society in China，Armonk and London：M.E.Sharpe，1997.

　　[29]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Gordon White，Jude Howell，and Shang Xiaoyuan ed.，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Baogang He，The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 Xiaoqin Guo，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Confucianism，Leninism，and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York：Routledge，2003; Yongnian Zheng，Will China Become Democratic? Elite，Class，and Regime Transition，Singapore：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2004.

　　[30]Baogang He，The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

　　[31]B.Michael Frolic “State-Led Civil Society，” in Civil Society in China，edited by Timothy Brook and B.Michael Frolic，Armonk and London：M.E.Sharpe，1997.

　　[32]从“统合主义”视角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代表作有Jonathan Unger and Anita Chan，“Corporatism in China：A Developmental State in an East Asian Context，” in Barrett L.McCormick and Jonathan Unger，eds.，China after Socialism：In the Footsteps of Eastern Europe or East Asia，Armonk，NY：M.E.Sharpe，1996; Margaret M.Pearson，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Bruce J.Dickson，Red Capitalists in China：The Party，Private Entrepreneurs，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Kellee S.Tsai，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33]Qinglian He，“A Volcanic Stability，” Journal of Democracy，Volume 14，Number 1，January 2003.

　　[34]Minxin Pei，“Chinas Governance Crisis，” Foreign Affairs，Vol.81，No.5，2002，pp.94-109.

　　[35]Kevin J.OBrein and Lianjiang Li，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36]Elizabeth J.Perry，“A New Rights Consciousness?”，Journal of Democracy，July 2009.

　　[37腓特烈?泰伟斯：《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11月号。

　　[38]Alfred Chan，“Chinas Fourth Generation：The New Rulers and the Secret Files”，The China Journal，No.50 (July 2003).

　　[39]Lucian Pye，“Social Science Theories in Search of Chinese Realities，”The China Quarterly，No.132 (December 1992)，pp.1161-1170.

　　[40]Richrd Baum，“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sh Robert，David Shambaugh and Takagi Seiichiro eds.，China Watching：Perspective from Europe，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London：Routledge，2007，pp.147-168.

　　[41]Elizabeth Perry，“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State-Society Relations，”The China Quarterly，No.139 (September 1994)，p.709.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