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重庆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并在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领跑全国,引起各地广泛关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重庆的发展有何独到之处?对其他地方发展有什么样的借鉴和启示?为此,我们特邀重庆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吴安,撰文介绍重庆发展的一些做法和经验。

　　减法加法一起做

　　我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投资长期作为主动力拉动的结果,这也是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国际经验表明,投资贡献大的时期,通常是经济增长快的时期,同时也是工业化加速推进的时期。而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发达国家,经济则主要靠消费拉动,增长转为低速。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产能过剩的副作用,近几年国际国内需求的萎缩又加剧了这种矛盾,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产业的过剩,是总量过剩与结构性不足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我们以世界13.43%的GDP占比,生产了世界49.25%的粗钢、47.4%的煤炭,总体过剩较为严重；另一方面,大量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还大量依赖进口,即使产能过剩行业也不例外,而且同种产品进出口差价大,2014年全部钢材进口均价是出口均价的1.64倍,差距最大的管材进口均价是出口均价的3.69倍。因此,即使产能过剩行业的去产能,需要去的也是落后产能、无效产能,不适应需求的产能,与此同时必须提高供给质量和供给水平。

　　重庆做法表明,经济要发展,不能仅做减法,还要做加法,因此在去产能过程中,需要将“去”与“增”较好地结合起来。

　　2013年重庆出台规定,不得核准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并提出通过拓宽市场消化一批、通过“走出去”转移一批、通过兼并重组整合一批、以严格的准入标准淘汰一批的“四个一批”化解过剩产能举措。针对不同行业及自身条件,采取有区别的化解措施。对资源禀赋差、竞争优势弱的煤炭行业,以退为主旋律,逐步减少产能,2013年至2014年累计关闭煤矿108个,动用市级财政资金6.48亿元作奖补专项资金；2015年加大力度关闭煤矿209个,淘汰落后产能1271万吨,接近前十年淘汰落后产能吨位的一半。重庆煤炭产量逐步下滑,2011年为4364万吨,2014年降到3196万吨。在关闭煤矿的同时,还注入市级煤炭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将保留的煤矿企业提档升级。对水泥等行业则是制订了严于国家环保标准的地方标准,通过严格的环保、能耗、工艺装备标准等淘汰落后产能,2013年后新增产能减少,结构优化,效益明显改善,实现了由2012年的亏损近1亿元到2014年盈利近15亿元的华丽转变。

　　在过剩行业、在自己不具优势的行业做减法的同时,还要在创新中培育新的行业,发展壮大具有潜力的优势行业,推动经济在产业升级中成长。一是促进工业转型升级,通过开放、创新,使笔记本电脑从无到有并成为全球最大生产基地,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移动终端设备迅速成长壮大；通过自主创新、产品向中高端升级使汽车制造业强中更强,对工业经济增长贡献增大,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重要构成部分的利税及劳动者报酬占比看,汽车制造业由2012年的18.86%提高到了2014年的24.85%,2015年前9月更是达到33.84%。二是促进产业向服务业升级,尤其是以金融创新推动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建设,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014年达到8.6%,2015年前三季度更是占到9.4%。重庆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区别于北京总部集聚、上海金融要素市场集聚,另辟蹊径以离岸金融结算(惠普等加工贸易结算)、跨境电子商务结算(与上海同时获得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和支付机构外汇支付业务双试点项)为支撑,突出打造金融结算中心,2014年离岸金融结算达1190亿美元；先后成立了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重庆农畜产品交易所、重庆股份转让中心、重庆金融资产交易所、重庆药品交易所、重庆航运交易所、重庆文化产权交易中心、重庆再生资源交易中心、重庆纱线产品交易中心等金融要素市场,有效增强了金融要素市场的集聚辐射能力；通过渝富、城投等国有投资集团,控股参股重庆农商行、重庆银行、西南证券等金融机构,有效整合了地方金融资源,增强了地方金融机构的集聚辐射力。

　　内陆城市变开放前沿

　　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基石,而成本是企业生存的根本。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打出“组合拳”,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电力价格、物流成本。不同地区,不同成本要素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因此矛盾的焦点也是不尽一致的,解决矛盾的突破口也不一致。在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的背景下,内陆地区远离出海口,因经济发展水平低远离国内主流消费市场,物流成本高的问题十分突出,难以吸引外部投资并推动产业集群形成,这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空间交易成本。重庆的经验是,以改革、创新为抓手,以改变区位劣势、降低物流成本为突破口,利用工业转型升级契机抢抓全球笔记本电脑大发展机遇,创新贸易方式与创建国际贸易大通道并举,走出了一条内陆城市变开放前沿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