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历史叙事都是当代叙事，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写作受现实驱使。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对自己的文明产生了自我迷失。这是最大的社会危机，是来自自我的危机。我们要从历史传统去寻找信心，这支撑了我的写作。

　　新京报：《大秦帝国》写了16年，达五百多万字。激情从何而来？

　　孙皓晖：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女生问我有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我的回答是“没有”。为什么呢？那是一个大时代，冲突连绵不断，在搞清史料的基础上，我只有奋力向前，真没有写不下去停下来的时候。

　　回到你的问题，如果我的写作有支撑力的话，还是因为一种现实力量的驱使。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价值观崩溃，我们的文明走过了五千年，到了面临最严重的危机的时候了。我一直强调这一点，我们国家经历了很多危亡时刻，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文明丧失过信心，但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对自己的文明产生了自我迷失，不再有信心，觉得和西方人比起来不具优势，要照搬西方社会结构模式，好像我们的文明真的要衰亡了。这是最大的社会危机，是来自自我的危机。

　　我对这种社会危机的认识相对清醒、相对自觉，这种危机状态必须加以克服，我们要从历史传统去寻找信心，这支撑了我的写作。未来没有成为现实，不能空想，我们要恢复信心，就得回到历史，看我们的祖先趟过怎样的高山大川，经历过怎样的危亡、危机，而顺利度过来了。要知道，今天的危机并不比过去的危机严重多少，我们为什么没有信心了呢？这个理念要传达给社会，由历史的事实反映出来，就得通过作品来实现。也就是在这一理念的支撑下，我写了《大秦帝国》。

　　新京报：这种文明自信的寻找，可能也与当下的社会发展相关。你的中国原生文明的提出，是否与“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等有某种内在的关联？

　　孙皓晖：“中国崛起”也好，“中国模式”也好，都是对当下现实的一种思考和表达。从为复兴中华民族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共同点，但并不是说我提出中国原生文明的理念，是为了契合这些。我的理念是为民族寻找一种信心的根基，以这个根基为健康的平台往前融合发展，在理念上来说，对比“中国模式”“中国崛起”，这属于另外的问题。这是不是“殊途”都可以讨论。如果殊途同归的话，那是最好吧。

　　新京报：归往哪里？

　　孙皓晖：从我寻找、理清信心的根基这个逻辑思维的角度来说，可以提出新的目标，就是重建中国文明；他们不研究历史，只立足现实，提出“中国模式”等，可能也会提出未来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