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库全书》纂修之初，编纂正总裁于敏中曾四次随乾隆前往承德避暑山庄。这期间正是《四库全书》体例草创、人员召集、工作筹备等事情多杂之时，于敏中采取书信遥控的方式，密授机宜。书信的接受者是在四库全书馆任总纂官的陆锡熊，通过这些信札，可以管窥纂修《四库全书》时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比如于敏中三次过问某种古书的分类问题，将修书之初先定体例事宜，于无形中传达给四库馆臣。他又事无巨细，在信中狠抓错字、讹字，甚至对校勘所用笔的颜色也十分上心。馆中人员复杂，矛盾在所难免，于敏中授意陆锡熊诸人要心怀包容，以其他方式弥补不足。尤其关于无故添加誊录人员一事（馆员有利可图），于敏中无可奈何之下，只能既取包容态度，又强调将事情掌握在可控范围。他办事讲求效率，督导馆员因时制宜、粗略并举，尤其强调修书要得法，对大部头著作采取化繁为简的策略。遇到违碍之书，于敏中更是密授陆锡熊“有应毁之书，不可因其文笔稍好，略为姑容”。他是自知身份且以此来为皇帝效命的。但对于违碍问题不严重的书籍，如《容台集》，他认为只需删去有碍者数条，其余可以留存。但他同时也强调，不可由纂修官私下处理，必须奏他定夺，其谨慎小心可见一斑。

　　于敏中写给陆锡熊的信札共有五十六通，约一万五千字，皆为商讨纂修《四库全书》事宜，未涉一字私事。由其密授纂修《四库全书》机宜来看，他对修书大事是兢兢业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