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是举世闻名的史学巨擘，其《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及《朱子新学案》等代表作均名动一时，然而遍观其一生著述80余部，逾1700万言，除《钱宾四先生全集》涉及较少纯粹的文学内容外，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如今，这一憾事得到弥补。

　　《中国文学史》讲稿的由来

　　上世纪五十年代，钱穆先生在香港九龙为新亚书院校务奔忙之余，每个学年坚持开设几门公共课。以目前公布的笔记手稿体量来看，其中尤以1953年的《中国经济史》和1955年的《中国文学史》篇幅最长。以此推算，二门课程安排课时较长，钱先生备课投入精力较大，可见先生教学思想之考量。

　　在新亚书院，他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另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成的体系，但因乱世流离加之校务冗忙，讲稿并未能整理成书。

　　所幸，钱先生的学生叶龙保存了当时所记的笔记。叶龙是江浙人士，学生中只有他能全懂钱先生的“无锡国语”，又恰好学过速记，因其“做笔记极为仔细，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曾多次得到钱先生的肯定。

　　这些笔记在叶龙的箱底尘封了60年，他“搬了十几次家，这些笔记本最不舍得丢”。2014年，已经87岁高龄的叶龙感到了把这些珍贵资料整理并传下去的紧迫性。如果这些东西在他手里失传，那不只是一人之损失，而是“钱学”之损失，“中国文学”之损失。于是他逐字誊写、校订、整理，并决定一边整理，一边在媒体上连载。在连载时，引起多位国内知名人文学者的热议和争论。同时也引起了新华文轩北京出版中心的关注，他们迅速联系到了叶先生，双方一拍即合。

　　钱先生平生治学从不以“门户”束缚自己的研究思路，甚至不愿被归属于“新儒家”，当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讲稿终于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普通读者面前时，人们会以怎样的目光来看待这本带有讲授者与记录者温度的讲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