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的第三年，我曾随团去铁道兵的筑路工地巡回演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存在一支专门修铁道的部队。当时铁道兵完成了成昆铁路的修筑，正在修筑一些更加偏僻的支线。据说那都是全国最险峻而需付出生命代价最高的铁道建筑。我们听到这样的传说，铁轨下躺着的每一条枕木，都等于一个捐躯的铁道兵战士。和平时代的军人在铁道兵部队，经历的牺牲和伤残几乎等同于战争。那些铁路大多数在亚热带地区穿过，我们巡回演出的日子又是夏天，所以我们的演出（往往一天演两场）、生活，都在一种汗淋淋的疲惫中度过。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老铁”这个名称。老铁是铁道兵战士给他们自己的自豪而自嘲的称呼，也是其他兵种（比如野战军）给予他们的略带戏谑和轻蔑的称呼。山路狭窄，两辆军车相会时，一旦认出老铁的车号，人们会避让。因为大家知道老铁野，脾气冲，闹起来最不怕死。后来我多次乘坐成昆线列车，看见火车不是“飞”，就是“钻”；那些凌驾于两座峻岭之间的大桥犹如腾空的索道，车两边都是万丈深渊，而那些数十里长的隧道似乎扎进去就出不来。记得一场重要演出场地是露天的，舞台上的大幕一拉开，台下满坑满谷的光头，以及被日晒塑出的几乎一模一样的黝黑面孔，原来看似无人区的大山里，默默生活着、牺牲着那么多年轻的老铁。那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年后我自己也成为一名老铁。

　　20世纪80年代初，我调任到北京铁道兵总部的创作组，成为兵部最年轻的一名专业创作员。我们每年都有硬性创作任务，就是必须书写自己部队（也就是铁道兵）的事迹。这项规定我们当时都很抵触，觉得会把文学创作变成好人好事的宣传。因为这项规定，我们必须每年下部队一次，在基层体验生活的时间不得少于一个月。跟我曾经在舞台上为老铁演出不同，此刻的我走到了舞台对面，跻身于老铁的群落。跟着施工连队多次下六百多级的台阶，来到隧道的作业面上，见证年轻的老铁们在和平年代每天经历战争，照样会牺牲和挂彩，舍己救人的事迹照样不时发生。虽然我对硬性规定反感，但我每次下部队都觉得有所斩获，心有所感，只是在当时不愿应景从命地把一些见闻写成好人好事报道。

　　赴美留学期间，我想到了一个在野战医院当护士的女朋友告诉我的故事。她们野战医院曾经医护一些因公负伤的植物人士兵。我打长途电话向她询问植物人的护理技术，当她跟我讲到护士和植物人之间的微妙交流——那种近乎神交的感觉，听到这些，我心里亮了一下。就像纳博科夫坐在公园里，看见远处一个小姑娘穿着溜冰鞋从林荫道上蹒跚而来时所感到的“the initial shiver of inspiration”（灵感的最初颤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