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我买的第一套大型文集，是2000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17卷《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几年后，我又买了十卷本彩绘插图版草婴译《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说来这些年家里拥有的各类全集、文集是越来越多，加之其他图书，我虽是乐在其中，也时不时生出“书满为患”的感慨。

　　即便如此，有时自问，买了这么多全集、文集，自己看过多少？这一问着实把我难住了，像“托尔斯泰文集”“福克纳文集”等等，我自然是读过好些本的，有些全集、文集，却只是拆了封，还没来得及通读其中任何一本。

　　既然来不及读，估计在余生也没可能都一本本读完，把它们放在书架上有什么意义呢？难不成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收藏癖？话虽如此，我们买的东西，也不是都能物尽其用啊。这样想后，就免不了自我安慰一下，要放在二三十年前，这些个全集、文集，你就是想买还没处买呢。

　　出版全集、文集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不是一蹴而就的

　　事实恰如我所想。据上海译文出版社资深编辑冯涛介绍，就外国文学而言，差不多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图书市场上才开始出现了少量经典作家的文集、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尔扎克全集》也差不多到九十年代初才出齐。“这样的全集、文集，一般情况下，都是积累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版的。像巴尔扎克的书，包括傅雷译的几种之外，其他作品在此前也大多出了中译本。这个时候出全集、文集，就顺理成章了。所以说，出全集、文集是不太可能一蹴而就的。 ”

　　言下之意，出全集、文集一方面有赖于译本的积累，这个过程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当然这些年里，某一个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借着获奖的效应，把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在一两年里出完，也不是没有的事，但这只是极少数的例外。另一方面，外国文学阅读市场的形成，也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冯涛介绍说，外国文学出版初始阶段，都是从引进某位作家的某一部或几部最重要的作品开始的。“比如说，‘文革’结束以后，我们重新开始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也就《红与黑》 《简爱》 《战争与和平》等为数不多的几种。到了八九十年代，‘三套丛书’出来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亦即读者习惯说的网格本，还有‘二十一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及‘外国文学批评丛书’ ，可谓风行一时。 ”

　　在当时，外国文学出版界普遍以为，有这“三套丛书”也就够了，事实并非如此。冯涛说，读者的阅读热情，超出很多出版人的预期，比如读了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一两部代表作，有些读者就希望能读到他们更多的作品。“那个时候，全集、文集多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两个社之间有个大致的分工。法俄类由人文社出，英美类由译文社出。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出版放开了，两个社就陆续把各自以前没出的部分补齐了。而这时，出版门槛已经很低，很多出版社都开始出各类全集、文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