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有一个诗人写过一篇文章,他说真正的诗人从来不是为自己写作,也不是为同时代的人写作,他真正的读者一定是活在后代中间。我们经常说一个作家、一个戏剧家不朽,其实换一种说法就是你要让后代人、后后代人也喜欢你,这个是艺术和文化的力量。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纪念这两个人,让我想到,中国有一幅名画叫《富春山居图》,后来差点被烧毁,抢救回来以后一半在台湾,一半在故宫,后来展览的时候起名字叫“山水合璧”。今天这个活动之所以让我想起这幅画和这幅画带来的一个行为,一个结果,首先这是一种拼接,这套书的责编对这套书的出版付出很大的努力和艰辛,我本来以为这套书中间会有编者的话讲全集出版,但是没有。但是我知道,汝龙先生自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所以他对契诃夫小说的翻译、他的译本往往是人文社出版的,这套书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觉得这张图是和谐的。

　　让我想起《富春山居图》还有第二个原因,握手的这个意义,在出的这套书中间,契诃夫和汝龙完成了一次握手,穿越时空的握手。我恰好在这两三个月之内分别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纪念汝龙先生的。在这之前我陪中国作家代表团去俄罗斯访问,因为只有几天时间,不可能看每个作家的故居,后来投票决定看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庄园。后来我们去了契诃夫故居,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见本报2016年3月17日人文版,编者注)。这个庄园我是第一次去,去了以后感觉很多,因为他写出风景,一些自然的地貌,跟以前的印象有一种重叠,有的是契合的,有的稍微有点出入。但是我在写这个文章中间,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童道明先生说的那种善。你如果去过庄园,你会被契诃夫的善良感动。契诃夫是平民出身,他不是很有钱,后来他发财买了一个大庄园。一共只有八间房,契诃夫自己的房间是所有房间里面最小的一个,他弟弟的房间、他妹妹的房间,更不用说他父母的房间,他挑了最小的房间住。家里人很多,这显然妨碍写作,他最后专门找了一个最有限的角落,建了非常小的房子,然后在里面写出《海鸥》,这个房子现在叫“海鸥小屋”。买了庄园不久,当地发生瘟疫,他是医生,地方当局说你能不能给大家看病,他在自己的家当做诊室,接待有传染病的人,自己种药,而且一分钱不收。我们的一个学者说了一句话,他说“契诃夫在文学中间,他从来不指点别人怎么生活,不开药方,但是他在生活中间,他到死都一直给别人看病。”在去其他地方给别人看病时,地上掉了一个苹果,他会把它捡到路边,这样让别人顺道可以拿回去吃。他当时已经是俄国最有名的作家。人有名以后,往往不太会注意这些细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契诃夫身上的善良是一种生产力,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存在方式、生活方式。

　　几年前我的一个研究生写作关于汝龙翻译契诃夫的论文,让我看到当时汝龙先生翻译的写字台,现在在北京已经看不到当年工作的那个场景,汝龙先生在桌子上翻译,妻子在缝纫机上翻译。我说真应该做一个雕塑,就塑这两个人,一个在写字台上,一个在缝纫机台上,一个人在翻译契诃夫,一个人在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套书的出版,我们会觉得汝龙先生和契诃夫先生,这两个绝顶善良的人,通过这套书的出版,实现了某种对接,或者说握手。

　　最后我讲讲契诃夫的当下意义。前不久去参加文化论坛,有一个西班牙语的契诃夫的译者讲了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他曾带一个俄国作家代表团去墨西哥访问玛雅文化遗址,那边有一个旅馆,接待这些俄国代表团的来宾,第一个来宾递上去的护照是托尔斯泰的玄孙,他把护照递上去以后,大堂里面的服务员看到也没说什么话就让他入住了。第二个人是他的儿子,这个小伙子已经开始有点奇怪。第三个人还没有递的时候,他开玩笑说你也许是契诃夫吧?他说完大家都笑了。这是一个山庄里边的小旅馆,但这儿的人知道契诃夫。他一说这个话我马上补充一个小小的细节,我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善良的契诃夫》,后被邀请去传媒大学做讲座,就是谈他,我就想把这篇文章复印给同学们看。去家对面的复印点,复印的人三四十岁,像是从河南来打工的,我印二三十份,他一边复印一边说你写的?我说是。他说契诃夫我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们课本上有。然后一下说出《万卡》、《变色龙》。一个来北京打工的人,这样如数家珍。我觉得这是文学的力量和契诃夫本身的力量。(本文节选自学者刘文飞先生在人文社契诃夫出版活动上的讲话,题目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