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艺术自律理论的演进逻辑及其反思”(项目号：AHSKQ2014D129)和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从‘美学的革命’到‘革命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艺术自律思想研究”(项目号：023033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韩清玉，安徽大学哲学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要做到这些，既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又要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好的文艺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经济效益成为当代文艺生态的重要因素，对此，习近平提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铜臭气”。如此来看，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期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关键问题，即如何对待文艺活动中自律与他律的关系。换言之，文艺实践中自律与他律都是实然性的存在，如何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就成为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课题。

　　或许本文所讨论的话题前面应加上“中国”这一限定语，这是因为我们所力图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在追求理论话语的体系性的同时，并没有形成具有实践效用的文艺批评范式。相形之下，西方现代文艺批评理论，诸如精神分析、原型批评、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则在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中轮番上阵。在中国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理应成为最具生命力的，也正因如此，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阐释力有了更多的期待。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假如我们能够在现实中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原理，并结合当下中国的文艺实践，进行卓有成效的批评指导，那就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最大的成就”①。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性，建基于其理论建构的科学性之上。深度挖掘马克思主义在面对文学自身基本问题时的理论言说，就会发现，这其中构成了自律与他律之间关系的辩证法，这一理论指向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若干形态中是一以贯之的。

　　一、“美学的”和“历史的”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学说，文艺思想只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首先是社会学家、思想家，他们的文学建树只是出于他们建构社会革命学说的需要。基于此，我们通常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看作社会历史批评的范式。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自身的规律给予充分的关注，即使是讨论文学的社会历史属性，也是透过文学的形式表现社会状况。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理念和批评实践已经实现了文学自律与他律关系的辩证法，这一点可以从“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中见出。

　　“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最早是恩格斯于1847年提出的，而在1859年写给斐·拉萨尔的信中他更为明确地提出这一思想，“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②。这是恩格斯评论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之后作的总结。他的批评实践是如何践行这一标准的呢？恩格斯首先解释为什么这么久才回信给拉萨尔，“由于现在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我难得读到这类作品”，恩格斯认为，《济金根》在当时是值得花费时间大书特书的美的作品。接下来，他从形式的角度赞叹情节的巧妙安排和从头到尾的戏剧性。在谈到韵律时，恩格斯关注到剧本与舞台演出的效果问题，继而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即“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③。结合剧本的内容，恩格斯对《济金根》的表现形式进行批评：“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所谓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④在这里，恩格斯所阐明的，实际上就是要以文学或审美的形式表达历史和现实。在对历史内容的评论上，恩格斯从农民运动和宗教改革的宏大叙事中抓住了对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这一点。进一步地，恩格斯结合人物的历史角色与悲剧效果，提出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这一著名论断。

　　实际上，比恩格斯的这封信早一个月，马克思就剧本《济金根》已经给拉萨尔写了信。马克思的批评套路与恩格斯几乎一致，先从形式谈起。除却韵律，马克思更从具体生动的悲剧冲突来批评剧本的结构和情节。他指出，拉萨尔最大的缺点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在他看来，拉萨尔应追求更加莎士比亚化，剧本在人物个性的描写方面缺乏特色，他还就作品的细节给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剧本的评论是以“美学的”和“历史的”为一体的批评标准，把社会历史的内容融入文学的形式中。因此，我们反对在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思想时把“美学的”和“历史的”分开来讲。“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评论文学，不仅能把握文学的审美特征而且能把握文学的社会本质；不仅能揭示文学的创作规律，而且能揭示文学的发展规律。”⑤它的科学性由此彰显。

　　毛泽东文艺批评的理论资源即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场域中形成的，它所表征的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化立场，这一明确的历史指向决定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必然是向政治的历史生成。然而，毛泽东对文艺活动的论述是以尊重艺术规律为前提的。虽然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与文化领导权的革命任务交织在一起的，但对这一“美学政治化”的做法所产生的文艺效应，不能武断地称之为“美学的异化”⑥，因为政治毕竟是文艺活动的题中之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在揭示文艺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政治化建构。

　　毛泽东反对文艺的独立自主性，而更多地强调艺术他律中的社会政治属性。他认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而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⑦在毛泽东那里，艺术的他律性首先应该体现在艺术作品本身，即把政治倾向放入艺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中，坚持以内容的革命性为前提。在他看来，如果内容是反动的，越具有艺术性的作品就越应予以排斥。但另一方面，他认为，缺乏艺术性的文艺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在此，毛泽东虽然没有发现文艺形式所带有的革命性，但已充分体认到好的形式在表达革命性内容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其中“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口号，使得毛泽东的文艺观念被很多后来者解读为“强调政治、否定文艺”。事实上，毛泽东对他所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有详细阐释，即“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他还提出了两条相辅相成的否定性要求：“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化’的倾向。”⑧这实在是对马克思反对席勒式而追求莎士比亚化这一文艺观念的呼应。另外，毛泽东在讨论文艺问题时，更多的是把文艺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如他关照到文艺的接受者的接受水平，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的文化教育逻辑，更是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作为艺术创作的准则。这一准则不仅指向特定阶层的审美趣味，而且看到了文艺作品自身的审美性和娱乐性是其作为革命催化力量的重要实现，也是毛泽东所设定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一根本目标的必然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