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的黄昏》的诞生是一个意外。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偶然性。有东西就写，不硬写，不计成败得失，不到非写不可不动笔。我不知道下一本书何时动笔，要写什么。我只是持着铁风筝去捕捉文学天空的闪电，而难以预测及控制其后果。套用法国作家基尼亚尔的话说：“我在读写中有一种不寻求达到目的的等待。读书就是漫步。写作就是游荡。”

　　20年来，我在诗、散文和小说这三条路上交替奔走，犹如猎手常捉到意外的猎物。诗集及散文集各出版了几部，中短篇小说也在《花城》《天涯》《中华文学选刊》等发表了60多篇。《少年史》在读书界影响较大，获得首届广东省青年文学奖；《乡村游戏》则被誉为童年之书，唤醒了一代人的记忆。那个忧郁而充满幻想的少年，不仅仅是我，“他”属于更广大的人群，属于那些在乡村成长而自我蜕变的一代。我为人熟知的诗人形象也被颠覆，被认为是闯入散文界的不速之客。

　　2011年初春，我从广州回到出生地。村巷空无一人，田园面目全非，一座300多年的村庄仿佛一艘搁浅多年的大船，在沉寂中缓慢地磨损、朽坏。我有责任为出生地再写几本书。上述几本书跟我最近出版的《与父亲的战争》《田野的黄昏》构成了“岭南乡土”散文系列。而《田野的黄昏》的任务，则是从时间与记忆的维度上勾勒故土的晨昏。

　　我听到了故乡传来的挽歌：村庄正在荒废乃至消失，溪流、田垌、森林、庄稼、祠堂……这一切在流失和消逝。它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乃至相关的一切，也在不断遭到磨损、削减并坠入遗忘。它只剩下墓地及遗址。30年来，我见证过它金色晚霞般的光辉，也感受到如落日急速下沉的绝望。我在纸上建筑另一个村庄对抗遗忘的想法，显得徒劳，却让人安慰。

　　由此，我写《田野的黄昏》，是为了给故乡留下一份文学性的记录，除了写山水田园，对农事或乡村生活的书写更是重心。我出生于粤西乡间，跟随父母耕种到20岁。大自然塑造了我的心灵，也使我成为乡村美学和农民意识的反叛者。家乡的建筑、作物以及春种秋收的细节仍历历在目。村庄的节日、做社、游神及各种游戏也让我沉湎其中……在记忆的夜空，岁月与往事如繁星浩荡……我在乡村“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从往昔中提炼诗意，苦难才借此成为养料。诗性是超验的，其核心是神秘，诗性的诞生及其诞生的方式也必将是神秘的。这有点像将粮食转化成美酒。按布罗茨基的说法，诗性来自于对日常经验的玄学化。作家应当掌握语言的炼金术。我在话语上尽可能注重文学性，也就是每一个句子都力求穿透事物，在语言、思想、体验及情感诸向度上具备应有的速度、力量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