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嵩画牛”可谓一桩千年“公案”。

　　戴嵩，唐代画家，与韩幹处于同一时代，以画牛著称，有《斗牛图》传世。《斗牛图》传至宋代，引出一桩“公案”。

　　事情原委出于苏东坡笔下。《东坡题跋·卷五》载：“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抚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苏轼对此评论道：“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苏轼就牧童指出画中错误一事，想到古人格言“耕当问奴，织当问婢”，说明关于耕织事，要询问直接劳作的农夫婢女，并认为这是不可更改之理。

　　类似说法，又见于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马正惠公尝珍其所藏戴嵩《斗牛图》，暇日展曝于厅前。有输租氓见而窃笑，公疑之，问其故。对曰：‘农非知画，乃识真牛。方其斗时，夹尾于髀间，虽壮夫膂力不能出之，此图皆举其尾，似不类矣。’公为之叹服。”

　　苏轼去世17年后，曾敏行才出生。二人所记之事，当分别属于两件事。所言《斗牛图》是不是同一幅，后人已经无法得知。但牧童和农人所指画中问题，则属于同一个问题。

　　由于苏东坡在文坛上影响极大，加上《独醒杂志》佐证，“戴嵩画牛”就成了文艺界批评闭门造车、不深入生活实际、观察不细致的代称词语。不少文章，在讲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时，时或引用这个例证。因为它具有典型性，说理形象而有力。《中国风俗辞典》介绍“斗牛”时，将此例作为“失真的情况”。当然，也有学者从艺术高于生活的角度为戴嵩辩解。如钱谷融先生1981年在《谈文艺批评问题》一文中就说过：“戴嵩不见得不知道斗牛夹尾巴的常识”，很可能是画家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而作这样处理的。为此，作者还引用经典文献以加强理论色彩，说人不像动物那样“只知道本身的尺度”，“而且晓得把自己的尺度用到对象上去”。显然，辩解者是从艺术表现需要角度切入，前提还是承认那种画法不合实际。

　　后来，王盛渠先生从电视纪录片中看到斗牛时，牛尾巴不是“搐入两股间”，而是无规律地“吊”着。于是，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从陈逸飞“奏乐图”说到“戴嵩画牛”》(载1979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其中提到，有些图片显示，“激斗中的两头牛，尾巴非但没有夹着，更是高高扬起的。”于是，王先生在文中认为，“所谓‘牧童’之言，怕有文人杜撰，或观察不细，它是片面的，其‘理论’根据也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