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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中伍子胥复仇故事情节的形成 ——以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伍子胥故事简为依据
2015年04月02日 16:02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 作者:朱湘蓉 字号

内容摘要: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伍子胥故事简,详述伍子胥复仇的经过与细节,比《左传》《韩非子》《吕氏春秋》的记载更加完整,很多情节可与《史记》《越绝书》相印证,这说明至迟在西汉文、景帝时期,伍子胥复仇故事的主体情节已经基本形成。秦汉以后,大一统社会的形成与君权的加重,伍子胥勇于复父仇以抗君就显得难能可贵,同时汉代血亲复仇观念的强化,使伍子胥复仇故事在西汉初期形成较为完整的情节,其符合时代的认同,也体现了社会思想变化。三、故事简伍子胥复仇故事情节形成的时代原因伍子胥复仇故事的基本情节在西汉初期形成,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时代原因。

关键词:伍子胥;复仇故事;情节;形成;吕氏;文学史;血亲;出土;忠孝;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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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伍子胥故事简,详述伍子胥复仇的经过与细节,比《左传》《韩非子》《吕氏春秋》的记载更加完整,很多情节可与《史记》《越绝书》相印证,这说明至迟在西汉文、景帝时期,伍子胥复仇故事的主体情节已经基本形成,成为中古以后文学史上以伍子胥复仇为主题的众多文学作品的情节来源。伍子胥复仇故事情节在西汉初期基本形成,与战国时期的忠孝观及汉人的血亲复仇思想密切相关。秦汉以后,大一统社会的形成与君权的加重,伍子胥勇于复父仇以抗君就显得难能可贵,同时汉代血亲复仇观念的强化,使伍子胥复仇故事在西汉初期形成较为完整的情节,其符合时代的认同,也体现了社会思想变化。

  关键词:伍子胥;故事简;文学史;忠孝观;血亲复仇

 

  伍子胥是春秋晚期楚国人,一生逃楚仕吴、攻楚复仇、忠谏冤死,极富传奇色彩。在战国的史书与诸子散文中其事迹广被著录,如《左传》《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提及,如《楚辞》。汉代以后,伍子胥故事逐渐从史料向文学领域发展,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感叹:“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说苑》《新序》中以故事加议论,强化了故事的细节,而到了《吴越春秋》中,伍子胥故事已带有了浓厚的文学色彩。中古时期在史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文学史上特有的伍子胥故事,复仇与忠诚成为伍子胥故事两个并重的主题。可见,汉代成为伍子胥故事尤其是复仇故事形成的重要阶段。

  《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刊载了熊北生先生《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的清理与编联》一文,发表了“伍子胥故事残简”的竹简释文,这部分简文“依次记载了楚王将杀伍奢,又听信奸人之言,派使者召伍子胥兄弟二人,伍子胥不从王命,逃亡中先向北后向南,得船人相助,逃入吴国,得吴王信任,治吴兴吴,后率吴师入郢,楚昭王率众逃亡,并令人与伍子胥交涉等情节”[1]41。虽然简文出土时已有残损,但伍子胥复仇的主体情节已基本完整。

  可以说,睡虎地77号汉墓伍子胥故事简标志着伍子胥复仇故事基本情节的形成,是伍子胥故事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具有极高的史学与文学价值。

  一、战国时期

  伍子胥复仇故事的雏形

  战国文献中伍子胥事迹多被提及,尤其是他直谏冤死的忠贞。

  (一)忠臣形象深入人心

  《左传》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哀公二十年(公元前475年)、哀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74年)详细地叙述了吴越间事,其中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更是详述了伍子胥忠谏冤死之事。《国语》在《吴语》《越语上》中详述了伍子胥劝谏的言辞与冤死的经过。先秦诸子中也多有对伍子胥忠于夫差的描述。

  《庄子•盗跖》:

  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

  《荀子•大略》:

  虞舜、孝己孝而亲不爱,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颜渊知而穷于世。

  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第9-11简:

  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衰也……遇不遇,天也。①

  《韩非子•人主》:

  子胥忠直夫差而诛于属镂。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鬼神之明》第3简:

  及伍子胥者,天下之圣人也。②

  以至《战国策》中有“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为臣”的说法。伍子胥事迹著录于文学作品,目前所见到最早的也始于战国时期,《楚辞•涉江》: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王逸《楚辞章句》:

  伍子,伍子胥也。为吴王夫差臣,谏令伐越,夫差不听,遂赐剑而自杀。后越竟灭吴,故言逢殃。

  (二)复仇故事初具雏形

  相比于广被推崇的忠臣形象,伍子胥复仇的故事则著述较少。《左传》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记录了伍奢被执,伍奢论二子,尚、胥兄弟论归楚、伍子胥入吴及伍子胥荐专诸等情节;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记伍子胥献病楚之策;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记伍子胥为吴行人以谋楚,详述吴楚之战。这些记述更注重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尤其是战争成为记录的重点,对复仇的细节、完整的经过和人物的言行着墨不多。之后,直到战国晚期的《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中才出现了一些与复仇相关的细节。《韩非子》中有三处:《说林上》记伍子胥计迫边候,脱身楚国;《说林下》记伍子胥以溺人为喻谏阖闾攻郢;《内储说下》记伍子胥计诱楚人换将使吴获胜。

  上述情节形象地展示了伍子胥的多智知兵,也印证了费无极“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的评价。《吕氏春秋》同样在细节上丰富了伍子胥复仇故事。《孟冬纪•异宝》详述伍子胥去郑经许、受江上丈人所助渡江入吴的曲折逃亡过程,是对“员如吴”的详述。《孝行览•首时》则记述了伍子胥以才学打动王子光、治吴六年、攻楚鞭荆平之坟三百等入吴报楚的细节,使伍子胥的复仇体现出更加鲜明的个性色彩。

  可以看出,战国时期人们更多推崇的是伍子胥仕吴为臣的忠贞,而对其复仇着墨并不多。《左传》中虽有记述,也是因为这一段经历牵涉到楚国王位之争和吴楚战争。与述论并重的忠谏故事相比,伍子胥坎坷曲折的复仇故事只是初具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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