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多克特罗的创伤叙事与弗洛伊德的“谈话治疗”相类似。这种治疗“使病者把含有症状意义的潜意识历程引入意识”，让病人意识到病源并恢复精神健康。但以理在叙事中回到50年代初那一主要场景，并设法整合各种历史碎片，以获得对该事件的理解，又将这一经历糅合到当下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中，通过创伤叙事描述其经历。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E. L.多克特罗以绘声绘色的文字、高超的技巧，变化无穷的形式、布局和格调进行哲学探讨，表现后现代政治左翼的价值观，由此解构和再造美国文化的神话，批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社会主义主张，追求社会公正。

　　通过创伤叙事探寻创伤根源

　　1953年，美国联邦政府根据不充分的（含虚构的）证据，将一对年轻科学家朱利叶斯和伊瑟尔·罗森堡夫妇以向苏联泄露原子弹机密的叛国罪用电刑处死。受这一历史事件的启发，多克特罗在小说《但以理书》（1971）中，从政治左翼的视角，以正在参加60年代变化不定的政治斗争的主人公但以理为主要叙述者，用创伤叙事将回忆与想象、历史与虚构结合起来，叙述了50年代其父母被国家以叛国罪处死的悲剧及其给后代留下的严重的精神创伤，并揭示了精神创伤的根源——国家政治暴力。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暴力指一种激烈而强制性的力量。当政治行为体出于特定政治目的、针对统治关系实施有组织的物质力量，对自我、他人、群体或社会进行威胁和伤害，从而产生重大政治后果时，就形成了一种政治暴力。精神创伤是灾难性事件所导致的、具有持续和深远影响的心理伤害。受害人由于不知道创伤的根源而深深地沉迷于回忆之中，不能自拔。在《但以理书》中，但以理在努力重构10多年前其父母被国家以叛国罪处死的创伤事件时，痛苦地指出：“我找不到证明他们有罪或无辜的任何线索。也许他们既无罪又无辜。”他的妹妹苏珊不仅相信父母无辜，而且还相信出自美国民族良心的某种东西即将到来并为她遭到迫害的父母提供法律辩护、做出补偿。但她终究不能承受国家对其家庭的毁灭，以自杀来告别这个不公正的世界。但以理在心理上被这一悲剧的重压和反讽所扭曲，但这种扭曲使他做出让步并幸存下来。像哈姆雷特一样，但以理也面对生死抉择：要么把创伤事件写出来活下去，要么在沉默中走向毁灭。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他所完成的不是一篇在理论上阐述高尚理性与责任本质的博士学位论文，而是一篇扭曲的散文独白，叙述他所继承的精神创伤。

　　多克特罗的创伤叙事与弗洛伊德的“谈话治疗”相类似。这种治疗“使病者把含有症状意义的潜意识历程引入意识”，让病人意识到病源并恢复精神健康。但以理在叙事中回到50年代初那一主要场景，并设法整合各种历史碎片，以获得对该事件的理解，又将这一经历糅合到当下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中，通过创伤叙事描述其经历。小说将一系列有关叛国罪以及国民与法律之间关系的问题，同与一系列有关未被目击的事件和精神创伤继承问题结合起来。尽管但以理未能亲眼目睹那一场景，但他被迫继承了这一创伤事件带来的痛苦。同时，但以理也是这一国家的国民，因此，他父母遭受迫害的悲剧在性质上既是家庭的又是政治的。创伤既没有现在时，也没有特定的过去时。因此，创造关联并制造意义，最后查出创伤根源的叙事，就未必是虚假的，但它是一种心理分析过程的人工制品，但以理对主要场景的叙述始终与多克特罗作为作家的叙述联系在一起。这部小说并不要求我们判断这些回忆是否真实，而是试图让我们接受这一后现代主义假设，即小说与历史并非是完全可以区分的叙事话语。虽然小说致力于回到电刑处死这一主要场景，但按照利奥塔德的说法，它并非表现“一个在记忆中重现或反照、反作用的过程”，而是表现一个“分析，回忆”的过程，从而将过去的不确定的创伤事件叙述出来。

　　精神创伤是内心世界从外部世界的回归

　　在这部小说中，多克特罗还表现出对妇女解放的可能性及其身份的关心。小说中的性是一种隐喻。苏珊的话“他们还在强暴我们”是那个时代的俚语，但它对小说叙事十分重要。这里的“他们”显然指的是“警察”（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美国政府）。但以理叙述的历史与他对妻子的性暴力之间存在着意义复杂的关系，后者隐喻地表现他对主要场景的思考。一方面，但以理在幼年失去了应有的父爱和母爱，他不能适应和接受这种生活的极端形式，因此，他对性暴力的偏好可以解读为对其早期没有适应现实能力的逆转，试图由此克服自己被从主要场景排除或被迫服从现实的困境；另一方面，但以理的性暴力又象征国家的暴力父权。

　　多克特罗的小说文本暗示，精神创伤实际上是人的内心世界从外部世界的回归。人的恐惧和欲望来源于他者：警察和国家。多克特罗小说中的主要场景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对所谓“叛国者”的处死将革命转化为阴谋，它在戏剧性地表现现存国家的权威时，防止了新的创建。

　　多克特罗在《但以理书》中用创伤叙事清楚而反讽地揭示，但以理和苏珊所继承的精神创伤来源于国家的政治暴力：在宣称实施民主制度的美国，国民必须服从国家，为国家的政治需要做出牺牲。结果，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遭到破坏。作为一名左翼小说家，多克特罗似乎完全是反美的，但他在小说中还是表现出对美国正反感情并存（又爱又恨）的复杂性，他通过但以理之口质问美国：“我的国家！你为什么不是你声称的那个样子？”在小说最后，明白了创伤根源的但以理走出创伤的影响，参加左翼学生发起的反对并改变美国权力机构形象和追求社会公正的革命行动。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明德青年学者计划）项目“美国作家E. L. 多克特罗研究”（10XNJ05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