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有两处创作之家。一处是上世纪80年代建在杭州灵隐寺景区的北高峰山下茶园里的占地不足一亩的一幢二层小楼，玲珑精巧，静谥温馨，与西子湖遥遥呼应，是“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的绝佳之处。一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北戴河筹建的中国作家疗养所。疗养所所在地原是一幢日式别墅，为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政府所有。经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同志与北戴河区人民政府联系，区政府同意把安一路12号（后改成9号）、占地7亩的东院拨给文学工作者协会作作家疗养所。后来，占地2亩的西院也被纳入进来，于是，便有了占地9亩的中国作家疗养所。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作家疗养所被当地的仪表厂占用，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作协才赎回作家疗养所，并改名为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

　　中国作家疗养所院内只有一幢木质的家居二层小楼，靠北边院墙还有几间平房。整个疗养所全年只有一位固定的工作人员赵秀文。他除了负责来“疗养”的作家的饮食起居外，还负责看护小楼周围四五亩空地上种植的苹果树。他是一位非常敬业的管家，给作家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这次和我同行的小珊大姐告诉我，她那时在作协工作，秋天都能分到赵秀文从北戴河送去的20多个苹果。

　　我从有限的资料上看到，来过北戴河作家疗养所疗养的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冰心、曹禺、刘白羽、萧三、丁玲、罗烽、舒群、周立波、杨朔等，这里简直是鸿儒巨匠的集聚地。我由此常常联想到刘禹锡的《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何陋之有？”我有幸看到罗烽在1953年至1955年在北戴河留下的日记残篇。他在一篇日记里列下了自己的时间表：6点起床，7点至12点创作，12点至下午2点午饭和午睡，下午2点至5点读书，晚上6点晚饭， 6点半至8点半散步、游戏、聊天、读报，10点就寝。他还列了读书目录，有《外交家》《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静静的顿河》《联共党史》等。他还规定自己一周要几次去访问渔民生活，并有详细的创作安排。他的长篇小说《划时代》、电影文学脚本《时间向东流》《官厅水库建设》的详细提纲，以及短篇小说《迁移》等，就是在疗养所完成的。他和刘白羽、周立波去洗海澡的路上，还忘情地朗诵诗作，那份快乐，我也仿佛受到感染。

　　由罗烽的日记，我突然想起丁宁大姐曾对我讲过她和杨朔住在疗养所时杨朔创作《荔枝蜜》的情景。杨朔的《荔枝蜜》结构精巧，写人状物诗意浓浓。他的语言像诗一样精凝，富有音乐的质感。《荔枝蜜》借蜜蜂的勤劳创造而无所求的特点，寄情劳动人民的高尚情操。这对当时刚刚入伍的我无疑是潜移默化的引领。

　　作家疗养所从1953年启用，到1965年停办。虽然像历史的一页翻了过去，但那些作家留下的雪泥鸿爪却像文学的丰碑，永远高高地耸立在那里！

　　粉碎“四人帮”，大地回暖，祖国迎来第二个春天，遭受“文革”洗劫的中国作协逐步恢复工作。

　　1984年前后，中国作协派人去走访了河北省和秦皇岛市有关政府部门。经过调查核实，北戴河仪表厂须从占用的中国作家疗养所院内迁出，但河北省政府提出作协要一次付给仪表厂搬迁费90万元。在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的支持下这笔经费得到解决。北戴河安一路9号院回归作协。

　　中国作协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后，党组书记处决定北戴河疗养所更名为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由服务中心和办公室（后更名办公厅）具体负责房屋的修缮，由办公室和创联部协商对会员的安排和接待。

　　中国作协经与北戴河海滩宾馆相商，调其服务科副科长李记到创作之家负责管理工作。李记到位后，又先后从当地调进四位同志，分别负责保卫、财会、食堂、客房服务等工作。院内惟一的一幢日式小楼经过简单的修缮后，机关的几位同志先去试住。我扶着楼梯小心翼翼地上到二层，走在楼板上还感到脚下颤悠，于是，接待全国会员的念头被打消。后来，作协调整经费，把这幢日式危楼拆除进行了改建。1986年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由张光年和唐达成揭幕正式挂牌，开始分期分批接待全国会员。1990年代初，创作之家的设备虽然还很简陋，但给去过那里的王蒙、陆文夫、李凖、黎辛、宗璞等同志还是留下美好难忘的印象。

　　1993年，我已由作协办公厅调往鲁迅文学院工作。暑期我应战友之邀携家人到北戴河休假，住在部队的疗养院。我抽时间去走访创作之家，正赶上贾平凹在那里小住。我们聊得很开心。经我建议，在李记张罗下，贾平凹给创作之家的每个同志各写一幅字。我和女儿也各得其一件。贾平凹给我写的是“海风山骨”，送给女儿的是“宁静致远”。他没有随身带印章，大家颇觉遗憾。贾平凹虽木纳不善言，但聪慧过人，只见他胸有成竹地从李记手里接过一瓶红墨水，在每幅字他署名的下方“画”上一方印章，在场的人欢呼雀跃报以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