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到1955年，我在中央文学研究所（1953年11月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现名为鲁迅文学院）学习。第一期和第二期学时最长，是文学讲习所的创建与蓬勃发展时期。从第三期起改办成短训班了。

　　第二期招收45名学员，由全国各省市文联和作家协会报上100多名备录人员。我的工作年限和革命经历其实都不符合入学条件，由于当时我已经有几个剧本在省内报刊发表并由剧团演出，抚顺市文联领导亲笔修书力荐我是可塑之才，我才被破格录取。当时我18岁，年岁比我大一点的同学如邓友梅和孙静轩都20多岁了。

　　同朋友谈起文学讲习所时，都关心我们那时学什么和怎样学。为了学员学习有所收获，先任命诗人田间为所长，后任命教育家、作家吴伯箫为所长。由于当时国内政治生活和文艺环境都比较平静，所以由他们拟定的教学计划可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工程。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就是坐下来整天读书，系统地学习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在每个单元学习中都邀请专家作专题讲课。

　　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单元时，来讲课的都是重量级名家，第一位来讲课的是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这位上世纪30年代的著名国学大家，身材高大，头发后梳，前额饱满，戴一副宽边眼镜，腋窝里总夹个大皮包。他围绕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歌、小说、戏剧、俗文学传统等讲了四次。郑先生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不时地说他在书摊上发现了什么什么古杂书，每部书都在几十册上下，他用几天时间都一一地看完了，并谈出他对书的评价。我成天地读《三国演义》，读了半个月，还没有消化，而郑先生读杂书，读得不仅神速，还能作出定评，我真是佩服之极。用现在的话说，那时郑先生在我心中就是个超人。再让我难忘的是，每次郑先生把皮包往桌上一放，对下边的学员一眼不瞅，讲完课夹着皮包就走，师生之间没有一点交流，所以学员只记住他讲了什么，而对他的内心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