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于1957年4月完稿，部分章节在1957年3月号和4月号的《延河》杂志上发表。1957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部长篇小说。“文革”中，吴强遭受批判，遭到抄家的厄运，家中书籍手稿等资料被红卫兵洗劫一空。他获得平反后，被抄走的部分资料有幸得以找回，但更多的资料就此遗失在“文革”的浩劫中。《红日》的手稿也在这段动乱的岁月里不知所踪，后来多方寻找也未有结果。

　　吴强去世后，其家人根据其要求将许多资料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在这些珍贵的资料中有一本吴强的笔记本。吴强在这个笔记本上写下了关于小说《红日》的构思(我们暂且称之为《创作大纲》)，这份手稿的存在揭开了吴强创作这部长篇巨著的酝酿与构思过程，为《红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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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创作大纲》写在一个32开的笔记本上，这个笔记本不同于现在文具用品店销售的普通笔记本，它是上世纪50年代军队系统内的“办公用品”，被称为“文艺工作者手册”。封面下方印有“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印发”的字样，这显示了持有者的特殊身份。封面最下方印有时间：1951年5月1日，此日期应为笔记本的印刷时间，同时由此可以推断吴强写作这份《创作大纲》的时间是在1951年之后。笔记本的封面上印有一幅插图，插图中一面挂在长矛上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手持长枪立在红旗一侧，这幅插图形象地表明了中国工农革命的本质属性。

　　查阅已有的资料，研究者普遍认为《红日》这部小说最初定名为《仇敌》，后来改名为《最高峰》，出版时又改名为《红日》。《最高峰》的命名源自于吴强对小说所呈现的孟良崮战役的深厚感情和倾情投入。吴强自1938年投笔从戎，在安徽参加新四军，之后跟随部队南征北战，而在其革命生涯中这一场战役应该是他打的最持久也最有意义的一场胜仗。在小说的结尾段落，吴强用浓重的笔墨多次渲染红旗插上孟良崮最高峰时的场面。在吴强心中，孟良崮战役是一场攀登“高峰”的战役，一方面在这场战役中解放军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另一方面这场战役是整个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的分水岭。“最高峰”显示了这场战役在吴强心中的地位。小说完稿后，吴强将这部命名为《最高峰》的军事小说拿给了他的老领导粟裕将军，粟裕将军认为小说写的很好，但名字似乎不太合适，容易让人认为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的最高峰，因此让吴强再斟酌下名字，后来吴强将小说名字定为《红日》。翻阅这份《创作大纲》手稿，在第一页标题处吴强写下了“仇敌”、“长篇小说”、“最高峰”等字样，从笔迹可以看出，“最高峰”三个字为后来添加，因为较之其他的字体这三个字的颜色明显较深，不是同一时间落笔。但在这三个关键词之外，吴强还写了几个字，从位置推断，这几个字应该是吴强最初对小说的命名，而且是在命名为《仇敌》之前打算使用的小说标题。因为这几个字的位置处于正中间，“仇敌”、“最高峰”都在偏右的位置。但是很可惜这几个字被用笔划掉了，这几个字同样出现在了《创作大纲》的第二部分“故事概述与分章”上，也同样用笔划掉了。笔者经仔细辨认，推断其可能为“爱恨与欢乐”几个字。(其中“爱”、“与”、“欢”三个字可清晰辨认)如果这一推断是正确的，那么这一稍显抒情的名字与小说的内容也可以对应起来，在小说中吴强并没有特意放大对战争画面的勾勒，《红日》对战时日常生活的描写依然精彩，对将领及战士们爱情生活的展现也十分真实。另外这一名字与《仇敌》的命名也能吻合，喻为战争生活的爱恨与欢乐，欢乐一词与血腥的战争看起来离得比较远，但仔细读过《红日》的人们一定了解，吴强笔下的解放军战士们是带着一种乐观、昂扬的饱满精神投入战斗的。因此，标题中使用“欢乐”一词也符合这篇小说的气氛。但这只是笔者的猜想，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