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老翻译家草婴先生于10月下旬去世，本月初举办了遗体告别仪式。作为翻译托尔斯泰作品全集的杰出译者，草婴逝世的消息，也让俄罗斯文学回归公众的视野，令人想起那个翻译的黄金时代，想起俄罗斯文学曾经在中国掀起的阅读热潮。

　　俄罗斯近现代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创作。但近些年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读者中渐渐失去了光芒，从黄金时代走向边缘，不再那么受人追捧，也不由令人为之叹息。

　　被俄苏文学喂养的饥饿青春

　　文化评论家解玺璋至今清晰记得，“文革”期间他在工厂阅读俄罗斯文学的狂热劲儿。那时他是北京化工二厂的一名年轻工人，有一次从朋友那儿借到一本俄罗斯小说，人家只允许借阅一天，当晚他挑灯夜战一口气读完。第二天早上继续上班，从酒仙桥坐公交车到大郊亭。由于一宿未睡，他在车上睡着了，到了目的地错过了下车，以致公交车又把他拉了回去。那天，他上班迟到了。

　　“当时我读了很多俄罗斯文学作品，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契诃夫的小说和屠格涅夫的散文，都是那时候读的。”解玺璋回忆，这些俄罗斯文学作品都是“文革”前出的书，身边周围有一大帮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和干部家庭的朋友，他们有机会弄到这些书，相互偷偷传阅。上班的时候，他们的任务是看仪表，坐着说话的时间比较多，彼此就会聊最近看了什么书。

　　在那个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的年代，解玺璋感叹大家是逮到什么书就看，没那么挑剔。他看到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大多出版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本身纸张就不好，大家传阅得多了，书边都卷了起来，中间甚至被撕裂。他还记得，普希金的诗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很多朋友会在日记本里抄诗，尤其是爱情诗。他还在工厂宣传部帮忙，有机会去王府井内部书店买一些“灰皮书”，大多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文学作品，供当时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所用。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俄罗斯文学在年轻学生中也很盛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批评家张柠就是在那时读了大量俄罗斯文学作品，并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原先读的是地质专业，毕业后进入野外地质队，每天骑自行车翻山越岭，野炊、住帐篷、勘探，一干就是十年。他对野外地质生活毫无兴趣，白天魂不守舍，晚上靠读文学来安慰。

　　“年轻时很苦闷，觉得人生很灰暗很没有意义。当时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白夜》，感到非常震撼。小说里小人物的生活也很灰暗，过得那么惨，却能够把人生意义建立在对他人的爱的基础上。”张柠动情地回忆，这对自己的心理影响很大。后来，在作家格非的引见下，他结识了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学专家倪蕊琴。他守候在老太太下课的路上，拦住她谈了一个多小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倪蕊琴对他说赶紧回去复习外语吧。后来张柠成了她的研究生关门弟子，专业也变成了俄罗斯文学。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也是在八十年代读的大学俄语系。他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时期，中国引进了大量俄苏文学作品，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交恶，俄苏文学不再公开传播，直到“文革”结束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重新涌出地面。他觉得那是一个疯狂阅读的时代，对外国文学的阅读更是疯狂，“整个社会都有一种饥渴感，去新华书店买书经常要排队。几年之间出了数千部外国文学，其中一半是俄罗斯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