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当中国文学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学、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等“向内转”的思潮之后，如今又遭遇了新媒体的介质变革和“去精英化”的类型文学覆盖，中国文学已成为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开放的、多样的文学。现在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焦点再一次聚焦于城乡、底层、农民工、普通人等“中国现实”和“中国经验”，并将“作为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人民”的情感和生活作为主要的关怀对象。故有批评家提出“新人民性文学”、“新阶层文学”等新命名；但也有论者认为，中国文学要建构真正的人民性，就必须引入公民性概念。倘要深入到问题的深部、细部，必然涉及到“人民”和“人民性”等概念的历史生成和当下意义。

　　首先，人民和人民性都是历史性概念，又都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着微妙变化。人民性这一概念源于俄罗斯文学，普希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都使用过它，后来的列宁、葛兰西等也都阐释和使用过这个概念。在批评家别林斯基那里，人民性的确切内涵是“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民众或阶层”；而具有人民性的文学只有以这一阶层的人的生活为关注对象——而不是以“有教养的上层阶级”为对象。他认为，真实性和人民性不可分割，人民性表现得最充分的地方，也就是生活的真实性最充分的地方。杜勃罗留波夫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中，从反映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的真正处境和卫护人民利益的观点，考察了俄国文学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观念的“中国接受”则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即“十七年”时期，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学想象高度契合，也成为彼时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武器之一。

　　到了80年代，“人民”这一内涵扩大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随着“新启蒙”和“去革命化”时代的到来，一谈到人民、人民性等概念，批评界便本能地认为这是一种旧意识形态的复归，是一种过时的批评话语，从而使人民性的探讨未能深入，批评家对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主体的人民和社会的边缘群体丧失了言说的话语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