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文学批评面临着诸多问题和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些新难题与新课题，文学批评一方面在批评实践中渐次调整，一方面在许多方面体现出新变化，呈现出新面貌”。这是白烨2016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段话。此中信息有二：第一，时代在变化，文学批评获得了大量机会，也体验着“应对的焦虑”；第二，能者思变，来自现状的压力传导，触发了文学批评若干可喜的新变。2016年同样如此：过去的一年中，文学批评面对着新的课题与机遇，正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努力建构起一种贴近现场、真诚有效的批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重要的理论文本

　　过去一年中，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文学事件当属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的召开。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继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篇重要讲话无疑是中国文学界的又一篇纲领性文献，它对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它高屋建瓴地总结、分析了中国文学界的现状，揭示、解答了社会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若干理论问题，其所广泛涉及到的现象及命题都是当下文学界持续关心和思考的焦点，因此极大地凝聚了文坛的共识。这段时间以来，讲话中的诸多“名言金句”正迅速流行开来、频频被引用于作家评论家的笔尖口头，这种现象无疑也具体而微地显示了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影响力。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理论评论工作提出了直接的期望和要求：“要加强和改进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更加有效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这样的表述，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发挥全方位多层次的引导指向作用，这是文学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今更收获了进一步的确认与信心。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本身便是一份重要的理论文本。正如钱小芊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一文中所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进一步回答了事关我国文艺事业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继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之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次深刻阐述和重大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涉及到的诸多命题，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广泛的讨论。广大作家以不同方式、从各自角度谈到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内容涉到诸多方面：如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中华美学资源的当代转化、文学的“人民性”、艺术创新、文学的价值引领作用与现实担当、现实主义及历史书写等等，都紧紧贴合于当下中国文学的热点、敏感点甚至痛点。许多文学界人士都提到过一个观点：总书记在文代会、作代会开幕式的重要讲话，同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一样，都是回到文学的初心、重申文学的常识、坚固文学的根本，因此能直接触及若干本质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篇重要讲话，不仅是2016年重要的理论文本，也将长久烛照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道路。

　　热点话题中的现实性观照

　　综观2016年的理论批评活动，几个热点话题颇为醒目。围绕这些热点展开的讨论，并非是“以空击空”的理论话语游戏，而是具有很强的当下针对性和现实观照意识。

　　中华美学精神，是这些年被频繁提起、又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中被反复强调的话题。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提中华美学精神，这绝不是一个单纯复古主义的命题，而是关乎美学趣味的自我体认、文学艺术的主体特征、文脉文气的古今接续、传统资源的当代转换，也就是在近年来迅速升温成文坛关键词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中国声音”。2016年，各大文学报刊杂志刊发了不少讨论中华美学的文章，例如《文学评论》杂志2016年第3期组织了“中华美学精神”专题，陈望衡等五位学者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入手，对中华美学精神进行了分析。

　　以时间刻度为契机、对文学史及当下写作展开的整理和反思，在2016年得到了继续推进。以胡适最早一批白话诗的创作时间计算，2016年被赋予了“新诗百年”的时间坐标意义，一系列与此相关的理论批评活动由此展开：中国作协围绕“百年新诗”举办了一系列研讨活动，地方报刊如《辽宁日报》也推出了30余期“重读新诗”专题文章，邀请洪子诚、陈平原、罗振亚等学者撰稿。其中洪子诚一篇文章的题目颇可透露轰轰烈烈的“新诗百年”纪念活动的深层动机：《新诗自身的传统需要我们重视》。

　　对自身文学传统的审视，其本质性的意图在于明确此时此刻的历史坐标，从而参与到现实性的“此在”建构之中。对新诗百年的纪念，固然有数字年份上的巧合，但更重要的契机是诗歌在近年来的迅速回温。这种回温不仅让人看到了诗歌发展传播的广阔前景，同时也对系统性的回顾反思提出了要求。与之类似的，是“纪念鲁迅逝世80周年”以及从2015年便开展的“纪念先锋文学30年”活动。《探索与争鸣》杂志联合复旦大学主办“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从鲁迅传统看中国与世界”高峰论坛，并连续两期刊发会议文章。这一主题本身便鲜明地指向了鲁迅研究的现实性意义，而钱理群、陈思和等的文章也从文明形态危机、全球化时代个体建构等角度，有力地赋予鲁迅话题以时代针对性。有关先锋文学的讨论同样如此：陈晓明《先锋的隐匿、转化与更新——关于先锋文学30年的再思考》一文，将“先锋”内化为一种文学精神，并从特定的文学史语境中移置于今日文学的创作现场，“先锋性的叙事手法始终隐匿在常规叙事的内里……先锋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始终不懈的创新追求。”

　　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乃至学科合法性问题，始终是理论界重要的关注点之一。自2016年第5期始，《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开设“寻找当代文学经典”专栏，主持人王尧、韩春燕在“主持人的话”里表示，当代文学应当参考现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以“进行时”的梳理和批评不断扬弃并深化历史化的论述。文章同时提到，“经典化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终结’的定论”。可以想见，对经典的建构，是一个讨论、理解、选择的动态过程，文学的当下视野以及对未来创作的想象始终是其中不可忽略的潜台词。文学批评，理应在其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实主义、新乡土写作、非虚构文学……2016年其他若干热点话题，也是在已有谱系现象的剖析之中，显示出文学批评对中国文学发展、当下经验阐释的关切。对现当代文学史、重要文学命题的诸种梳理探讨，并非象牙塔里的知识游戏，而充分具有当下指涉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