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聂珍钊和梁晓萍曾就文学经典的价值问题发表针锋相对的看法。聂认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伦理价值，审美只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梁认为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是审美价值，主张打破文学经典身上的伦理道德枷锁。两文的论证过程都存在诸多问题，其结论也值得商榷。经典的价值不在于伦理或审美，而在于反映普遍人性，揭示人生真谛。就经典形成的原因看，经典“实质的创造性”、“内涵的丰富性”、“时空的跨越性”和“影响的无限性”都指向其中的人性表现；就经典的内涵看，人性内容的丰富性、人性思想的超时代性是形式多样的经典的真正价值所在；同时，人性也可以沟通伦理和审美。

　　作者简介：江守义，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艺研究》2013年第5期和2014年第3期分别刊发了聂珍钊的《文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以下简称聂文)以及梁晓萍的《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兼与聂珍钊先生商榷》(以下简称梁文)。聂文认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①；梁文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是审美价值，只有“解除套在文学经典身上的伦理道德枷锁，才是对待文学经典应有的态度”②。两篇文章从各自立场出发，都有一定道理。对文学经典的思考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人对思考中出现的不同观点表示尊重和理解，但就文学经典的价值而言，本人有不同看法，就教于两位先生。

　　聂珍钊多年来潜心于文学伦理学批评，自2004年发表《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③将文学伦理学批评确立为一种批评方法以来，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综观其研究成果，大致有三个用意：一是反拨形式繁杂的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走马灯式的翻演，二是将文学伦理学批评定位为一种研究方法，三是在多元化的语境中对中国历史悠久的道德批评的回应。前两个用意作者多有说明，无须赘言，第三个用意是我通过他的文字所作的揣测，有必要简单说明。由于道德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已成为一种传统，强调文学在社会上的道德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内容和人道主义的关注很容易与之结合，在中国找到滋生的土壤。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批评方法涌进中国大陆之前，大陆学界流行马克思主义批评，道德批评也蕴含其中，只不过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显示出强烈的时代色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样的语境中，作者将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提出来，是对披上马克思主义批评外衣的道德批评的反思。

　　聂文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野之中，“把文学涉及的一切问题都纳入伦理和道德的范畴加以讨论”，对文学经典进行重新考量，得出的结论是：“文学是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所决定的。”④其结论是否可靠姑且不说，就论证过程来看，有些问题值得商榷：

　　其一，聂文虽宣称文学伦理学批评讨论“文学涉及的一切问题”⑤，但在实际批评时，只关注文学的内容，对内容如何得到表现却避而不谈。对于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而言，内容如何表现至关重要，同样是写雪，柳宗元的《江雪》和张打油的《咏雪》由于表达方式的不同，一个成为经典，一个始终只能是打油诗。文学伦理学批评关注内容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内容中可以挖掘出很多伦理因素，但从伦理角度来考察文学内容很早就有，孔子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⑥，柏拉图要求将诗人赶出他的理想国，都是着眼于文学内容的伦理效用。如果作者所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新方法的话，这种方法就应该突破传统，不能只从内容方面来对文学进行伦理学批评，否则很容易让人觉得这只是在重复历史悠久的道德批评，回到“文以载道”的老路上去。梁文所认定的聂先生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质是道德批评，其根源即在此。在我看来，将文学表现纳入伦理批评，已有比较成功的范例。叙事学中的叙事伦理研究，便是将叙事文学的内容及其表现均纳入伦理考察的范围。亚当·桑查瑞·纽顿在1995年出版的《叙事伦理》中将“叙事伦理”分为三重结构：再现伦理、讲述伦理和解释伦理。再现伦理说的是故事本身的伦理内容，讲述伦理说的是叙述形式所包含的伦理意味，解释伦理说的是叙事交流过程中读者的伦理反应，并将叙事伦理确认为一种批评理论、方法和关于叙事本质的观念⑦。以此言之，在聂先生将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新方法提出来之前，叙事学界已经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叙事伦理研究方法，而且，与聂文侧重关注文学内容不同的是，叙事伦理同时关注叙事内容、叙事形式和叙事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