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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再现物的再现——朗西埃论美学之伦理转向
2016年02月26日 10:29 来源:《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20154期 作者:饶静 字号

内容摘要:通过解析后现代崇高美学对“不可再现物”的执念,朗西埃对美学之伦理转向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以“歧见”打开了伦理无区分的隔绝空间。这一思考路径弱化了美学的救赎诉求,重申了美学的解放承诺,并将伦理的批判视角反转成了行动的实践美学。一、伦理共同体与无区分“无区分”是朗西埃对美学与政治伦理转向之核心特质的概括,那么无区分状态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二、后现代崇高与不可再现物“不可再现物”是利奥塔崇高美学的逻辑起点,来自于他对康德崇高美学的解读。对美学之伦理转向的批判性反思并非意味着淡化伦理,而要护卫一种更切近的伦理,从而将一种无法沟通的绝对伦理律令导入共同体的公共空间。

关键词:美学;伦理;再现;区分;利奥塔;感性;艺术;朗西埃;政治;异议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通过解析后现代崇高美学对“不可再现物”的执念,朗西埃对美学之伦理转向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以“歧见”打开了伦理无区分的隔绝空间。这一思考路径弱化了美学的救赎诉求,重申了美学的解放承诺,并将伦理的批判视角反转成了行动的实践美学。

  关 键 词:伦理转向/不可再现物/歧见/救赎/解放  

  作者简介:饶静,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西方美学研究。

 

  “伦理转向”(ethical turn)是朗西埃在《政治与美学的伦理转向》(The Ethical Tturn of Aesthetics and Politics)一文中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在当代政治与美学领域,“伦理”一词所表达的含义与通常意义上的道德关切并不相关,其内涵是“事实与规范、所是与应是之间区分的瓦解,也是规范溶解于事实的过程”(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109-10)。简言之,伦理转向显示了一种事实与法的无区分(indistinct)状态,也表现出对规范性的理论话语的拒斥。就政治层面而言,伦理转向主要表现为后9.11时代的反恐怖主义战争,美学层面的伦理转向则体现在对“不可再现物”(unrepresentable)的思辨以及由此形成的批判意识上,本文的讨论主要针对后者。

  一、伦理共同体与无区分

  “无区分”是朗西埃对美学与政治伦理转向之核心特质的概括,那么无区分状态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要从伦理(ethos)的原始含义入手。简言之,Ethos意味着在家状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存在方式,意味着人们未曾与其生存根基割断关联,也意味着与生命本源相契合的本真性存在。因而,伦理法则基于特定的空间地域,这一空间是以家的意象为基础的伦理共同体。由此伦理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规定:一是共同体的内部决定性,即共同体内部的感性分配及分享,共同体外部的他者是不能共享这一内部经验的;二是共同体与外部他者的关系,这一外部维度具有不可测与不可度量的特性。伦理法则在感觉和智力类型之间进行了区分,伦理区分了内部和外部,也形成了共识(consensus)和异议(disagreement)的对立(The Aesthetic Dimension 3)。但是,在共同体内部(共识)和外部(异议)的各自“内部”场域中,区分却停顿了,朗西埃所言的“伦理无区分”就针对于此,这也预示了两种形式的伦理共同体,即共识共同体和异议共同体。

  与上述两种伦理共同体相关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其一是大众文化的商业逻辑;其二,在一些思想家的思考中,美学成了一种后现代式的忧郁,成了对不可再现者灾难的伦理见证(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114)。前者是狂欢,后者是绝望,却共享了一个逻辑,都通过压抑区分形成了共识或异议,进入了美学机制所分配的伦理共同体中。前者是资本控制下的感性分配,意味着大众商业文化对社会闲暇结构的操纵,是共同体内部感性治理的一种方式;后者则认同了外部的不可度量者,认同了他者言谈的绝对力量,是一种坚定却无力的注视。不过,这两种倾向并未处于同一平面上,前者的共识美学表现在不断蔓延的坎普(camp)精神上,“坎普既拒绝传统严肃性的那种和谐,又拒绝全然与情感极端状态认同的那种危险做法”(桑塔格334)。这种双重拒绝使坎普成了虚无精神的化身,也取消了差异与文化趣味等级区分;后者则致力于保存一种不能化约的差异,并致力于将艺术的感性形式从日常生活中区分出来。朗西埃用“或者……或者……”(either/or)逻辑来定位共识共同体和异议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美学的伦理转向似乎就处在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中。

  朗西埃曾援引亚里士多德在《政治篇》中的说法来阐明“异议共同体”的特质,不归属于城邦的人,属于高于或低于人类的存在,只能是圣人或野兽(The Aesthetic Dimension 4)。“圣人或野兽”①这样的局外人形象呼应了后现代美学的“非人”(inhuman)②纬度,相对于人类主体而言,这一纬度是不可测量不可替换的。在近来的美学思考中,这些形象以不同形式复苏了,如他者律法、物、崇高等。这些术语萦绕在诸如阿多诺、利奥塔等思想家的思考中,成了某种绝对的“不可再现物”。

  不可再现物是伦理转向的核心范畴,也是在权利和事实之间造就无区分状态的范畴,其在美学层面上占据的位置与恐怖在政治层面一样,都是将事物抛掷进无区分状态的一个词语,并且合并了两个观念,即不可能性和禁止(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114)。不可再现物颠覆了西方表象美学传统,认为任何再现都不能完满地传达事物深处的本质。但其本身又是一个基本设定,预先设定了某种不可抵达不可实现的完美之境,继而以这一设定对现存进行否定性省思,这使得思与言说都成了对这一绝对律令的亏负,其美学基调则成了对绝对之物的悲怆注视。朗西埃在这种理论叙事中觉察到一种美学精神的隔绝,这一隔绝深陷于忧郁之思并导致了行动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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