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革命文学和国民大革命息息相关，可是以往研究界基于单一的立场把复杂的国民大革命简单化，进而把丰富的革命文学狭窄化。从多维的革命视野出发，考察1928年国民党中央在上海创办的《中央日报》及其文艺副刊，就可以发现大革命文学中的“红与黑”、“摩登”等诸多有意义的命题。胡也频、沈从文、丁玲创办的《红与黑》及其他文艺副刊，再现了革命与反革命、红与黑交织下的革命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田汉等主导的《摩登》副刊，带给我们对于革命和摩登新的理解，又给我们提供了认知中国文学现代性、摩登性的新思路。对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考察，既是对革命文学谱系的历史还原和重新梳理，也是在民国历史语境中对中国文学“现代性”、“摩登性”的重新探究。

　　作者简介：张武军，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继法国大革命之后，被冠以“大革命”称谓的是中国的国民大革命，这的确是一场由国共合作，广泛动员各级民众参与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然而，随着1927年上海及武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对这场革命的评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从国民党方面来说，1927年4月12日，上海清党及其查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军事活动，避免了中国革命沦为苏俄的附庸以及无序的工农专制暴力运动，这是国民党在危难时刻挽救了革命，是对革命的维护；就共产党人来说，四·一二政变及其后武汉事件是国民党背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致使中国革命背离了由苏联引领的世界革命潮流，这是对革命的公然背叛，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为。直至今日，这种巨大的分歧和各自针锋相对的判定依然主导着各界对国民大革命的阐释。

　　1927年以后国共双方都继续高举着革命的大纛，把自己视为革命的唯一代理人，而斥责对方为“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看似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地带和第三种的可能，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但“革命”和“反革命”又是如此交错混乱且不断相互转变，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既截然不同，又同为一体，一体两面。然而，这种“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在我们谈论“革命文学”时却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我们只注意到了其中的一面，并由此来理解和阐述革命文学。例如我们常常把1928年视为革命文学的开端，把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视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即便有研究者把革命文学向前追溯，也仅仅只是寻找到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等人的相关论述。很显然，这只是注意到大革命中的一面，忽略了其一体两面中的另一面，在此基础上的革命文学建构无疑是把丰富的革命文学谱系简单化、狭窄化，而由此做出的所谓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相关论述就更经不起推敲和质疑。所谓的“红色三十年代文学”既不是那一时期文学的全部，也不是“革命文学”的全部，有一个和红色相对而又相近的颜色——黑色，“红”与“黑”正如“革命”与“反革命”一样一体两面。“红与黑”是关涉大革命的最佳文学题目，在法国的文学史上已有这样一部巨著，对于大革命时代的中国作家们来说，不可能不注意到“红与黑”这么一个好名称。

　　事实上，1928年上海创办的《中央日报》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副刊，就是《红与黑》，主编和参与这一副刊的3个人在后来文学史上都鼎鼎大名——被国民党杀害作为革命烈士而载入史册的作家胡也频，获有从“文小姐”到“武将军”殊荣的左翼女作家丁玲，文学成就斐然却对革命文学不以为然的沈从文。但是我们后来只看到了《中央日报》及其副刊的“黑”而无视其“红”，或者说只是把其视为“反革命”的思想钳制和舆论管控。所谓的“大革命失败”不过是“红”与“黑”、“革命”与“反革命”纷繁交错中的一种描述，至少我们任意翻检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就会发现，不论是其主刊还是副刊，压倒一切的核心词汇只有“革命”，文艺副刊的主题同样是“革命”和“革命文艺”。由此可见，考察包括《红与黑》在内的《中央日报》副刊，是我们认知1928年革命文学复杂性的重要切入点，也意味着对革命文学谱系的历史还原和重新梳理。